开国大典：周恩来权衡下才决心在天安门阅兵
1949年6月15日傍晚，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会议即将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19时40分，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等百余名代表已肃然地坐在勤政殿的坐位上。毛泽东等这时步入会场。大厅内，顿时响起热烈掌声。
毛泽东身穿深灰色中山装，面带笑容向会议代表招手致意，然后坐在大会主席台右前排101号座位上。朱德、周恩来紧邻毛泽东左右落座。周恩来担任会议临时主席，并致开幕词，宣布新政协筹备会正式成立和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开幕。
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连续开了5天，其间还召开了8次新政协筹备会常委会，讨论通过了一系列决议和法案草案。其中一项决议是: 9月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届时将举行开国大典和阅兵仪式。
开国大典筹备委员会主任由周恩来担任，彭真、聂荣臻、林伯渠、李维汉为副主任。
筹备委员会很快就拿出了庆典方案，内容主要有三大项: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二、中国人民解放军阅兵仪式;三、人民群众游行活动。而在这三者之中，阅兵式怎么组织，在什么地方组织，成为筹备开国大典的中心问题。
筹委会成立不久，就设立了阅兵指挥机构。朱德任阅兵司令，聂荣臻任阅兵总指挥，第20兵团司令员杨成武、华北军区参谋长唐延杰、华北军区司令部作战处处长唐永健、中共北平市委副书记刘仁等为副总指挥，下设阅兵指挥所，负责处理阅兵的各项具体事宜。《阅兵典礼方案》拟制出来后，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人，在中南海怀仁堂听取了聂荣臻关于阅兵仪式的基本设想和杨成武关于阅兵方案的汇报。
基本设想:阅兵式分为检阅式和分列式。阅兵方案:包括受阅部队的选调、编组、阅兵程序、阅兵礼乐及受阅前的训练等。
杨成武刚汇报完阅兵方案，朱德就接过了话茬。“好啊!”朱德兴奋地说:“，想起18年前在瑞金举行过一次空前规模的阅兵，18年后我们又要在天安门前阅兵了。”
“那次可没有分列式啊!”周恩来笑着说。
“18年啊，今非昔比啊!” 朱德感慨不已。
毛泽东深深地吸了一口烟，走到聂荣臻、杨成武面前说:“我们历来主张慎重初战，这次阅兵也是初战，开国第一次嘛。”说到这儿，毛泽东停顿了一下，慢慢走到窗前，又回转过身来，加重语气说:“告诉同志们，一定要搞好，不许搞坏!”
阅兵地点 周恩来权衡17天才定下决心
阅兵方案顺利通过，但开国阅兵地点放在哪里，在这次汇报会上并没有敲定下来。8月的一天，杨成武、唐延杰等人来到中南海西花厅，将两套阅兵方案呈放在周恩来面前。第一套方案:地点选在北平市中心天安门广场;第二套方案:阅兵地点在北平市郊西苑机场。这两套方案，都分别标画了一张部队位置及行进路线图。
周恩来仔细看过地图后，紧锁着眉头，在办公室里踱起步来。阅兵地点放在天安门广场，有利条件是显而易见的——地处北平市中心，道路四通八达，便于数十万人集结与疏散。天安门气势恢宏，广场宽阔壮观。城楼是现成的阅兵台，不必费太多的力气，城楼可以容纳全体新政协代表。领袖、军队与群众水乳交融的热烈场面，能鼓舞中华民族的集体意志，昭示人民解放军的巨大威慑力量。不足之处是，由于参加开国大典人员集中，当天的城市交通至少要中断4个小时。长安街的宽度仅能允许横排通过步兵12路纵队、骑兵3路纵队和装甲车两路纵队，不能按正规阅兵要求进行宽正面分列式。
在西苑机场进行阅兵，也有其优缺点——半年前，西苑机场曾举行过一次万人观看的阅兵式，欢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机关进入北平。机场跑道宽阔，容纳的人多，也没有阻断交通的后顾之忧。存在的明显缺陷是没有检阅台，临时搭建应付一些小的场面还可以，要举行将有数十万人参加的开国大典就不行了。即使新建检阅台，场面无论如何也比不过天安门广场。其次，西苑机场距市区距离远，数十万群众要参加大典，往返很不方便。如果没有相当规模的群众参加，开国大典应有的气氛就烘托不出来，阅兵式也就达不到扬我军威的目的。再次，机场跑道虽大，但只有一条道可以进退，对参加阅兵的部队来说，行动起来很不方便。
这两套地点方案，在周恩来的办公桌上，摆放了整整17天。9月2日凌晨。周恩来权衡利弊，终于定下决心。他提起毛笔，饱蘸浓墨，在华北军区呈送的报告上签署了如下意见:
“毛主席总司令少奇同志阅:日期在闭幕后政府成立之日。阅兵地点以天安门前为好。时间到时再定。检阅指挥员由聂(荣臻)担任，阅兵司令请朱德同志担任。周 九.二”。
这个意见传到了刘少奇手上，他在自己的名字上画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圈圈。
毛泽东和朱德听取了周恩来的口头介绍和分析，同意在天安门前举行开国大典。
阅兵筹备 刘伯承、陈毅面授“机宜”
让杨成武担任阅兵副总指挥兼阅兵指挥所主任，是由当时军队的布防态势所决定的。
1949年初，亦战亦和的平津战役胜利结束。东北与华北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后，人民解放军主力部队或进军大西北，或南下大追击，渤海湾地区设防出现了“空当”。这个态势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警觉。蒋介石不会甘心国民党军队在东北和华北的失败，如果发挥其海空部队优势，袭击天津、秦皇岛一线，进而直逼北平，那时局难保不出现些波折……
因此，毛泽东从西柏坡迁入北平前夕，致电华北军区和第20兵团领导，要求围攻太原的第20兵团在战役结束后，“除留一个军位于大同区域以外，杨李兵团率两个军即开秦皇岛、塘沽两处布防”。
杨成武接到毛泽东的电报后，当即调整部署，亲率第67军第199师部队东进北平。周恩来对杨成武说:“我们很快就要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北平将成为我们的首都。你们20兵团的新任务，就是保卫新中国的首都。你除担任兵团司令员，还要兼任天津警备区司令员。”
最后，周恩来特别指出:“你们第20兵团的任务就是保卫平津及其所处的渤海湾的方向，准备随时粉碎敌人的突然袭击。”
杨成武忙碌于摆兵布阵时，新政协筹备会议通过了举行开国大典和阅兵仪式的决议。于是，他从天津兵团部赶回北平履职，把精力投入到了阅兵的工作之中。为圆满完成任务，杨成武检阅了许多阅兵的资料，并走访了解放军高级领导人。
刘伯承对杨成武谈了许多有关阅兵方面的细节及要注意的问题，之后通俗而又极具概括性地说:“阅兵无非就是展示一种特定内容的仪礼、一种形式。这种形式搞好了，目的也就达到了。归根到底一句话，马粪蛋外面光!”
刘伯承还给杨成武讲了这么一个故事。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希特勒百万大军兵临莫斯科城下时，斯大林还是下达了在十月革命胜利日这天在红场举行隆重阅兵的命令。希特勒听到这个消息后，暴跳如雷。他深知，战时状态下的红场阅兵无异于一颗精神原子弹，对正在前线殊死抗战的苏联红军将士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后来的战事也证明，苏联战局从此扭转，而红场阅兵则是一个转折点。
杨成武又去拜访了陈毅。陈毅用极富鼓动性的话语说:“没有什么了不起。多少大仗都打胜了，还愁搞不好一次阅兵?不就是队列嘛!就当成是一次队列会操。通过队列，把我们的军威显示出来，让老百姓看看，这就是自己的军队，这就是新中国的军队。”
依据批准后的《阅兵典礼方案》，杨成武从华北军区、平津卫戍部队和有关军兵种部队中，抽调相关人员组成“阅兵指挥所”，使步兵部队的指挥和协调机构高效有序地运转了起来。同时，阅兵指挥所确定下了参加阅兵分列式的部队:陆军受阅部队主要来自华北军区第20兵团及平津卫戍部队。海军和空军的受阅部队，由其军种首长指定抽调。总计不超过1.64万人。
受阅部队序列:一、海军代表部队:由(东北)安东海军学校与华东军区海军各一个排编成，一个方队，计155人。二、陆军代表部队:由步兵第199师、炮兵第4师、战车第3师、骑兵第3师和独立及步兵第207师第619团编成。其中，战车师辖摩托化步兵团、装甲车团、坦克车团，骑兵师军马1979匹。三、空军代表部队:由华北军区航空处负责落实，报中央军委批准后实施。
1949年7月底开始，陆军受阅部队陆续到位，分别集结于北平郊区北苑、丰台等地，进行针对性训练。
步兵方队 “红军师”自此号称“首都师”
步兵第199师在前往秦皇岛驻防的路上，接到了组建参加开国大典受阅步兵方队的任务。这一年，师长李水清32岁，政治委员李布德30岁。
第199师的前身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第一师，名声显赫。“红小鬼”李水清、李布德率领“红军师”受阅，众望所归，不辱使命。自此，“红军师”有一个别名:“首都师”。
1950年，“首都师”再次参加天安门国庆阅兵，后不久就开赴了朝鲜前线。进入朝鲜的当天，李水清就从收音机里收到一则外军新闻:“中国兵源已经枯竭，首都师开上朝鲜前线。”此时，李水清已是副军长。他对着收音机，嘲讽地说:“懂不懂?我们这是轮换训练。”
“首都师”入朝的第一仗，被军战史专家定名为“秋季防御战役”。在宽24公里的防御正面上，第199师抗击着美军和南韩军队3个团的轮番进攻。在天上百余架轰炸机、地上200多辆坦克的进攻面前，他们创造了朝鲜战场上日歼敌人1.7万名的最高纪录。而此时，时任第67军第201师政治委员的李布德，也率部在朝鲜作战。在金城阻击战中，第201师先后作战191次，歼灭美军等23000人。
美联社在电讯稿中说，用(志愿军)这种战法，李奇微至少要用20年的光景才能到达鸭绿江。自此，联合国军在朝鲜的长期对峙中，再也没敢发动大规模的进攻了。
1955年，“首都师”凯旋回国。在精简整编中，“首都师”曾两易其主，现称为“济南军区第26集团军第199摩托化步兵师。”
“配乐” 炮火中走来的官兵踏不到军乐节拍
阅兵离不开军乐。没有军乐的阅兵，充其量算“会操”。何况是开国大典阅兵!
为受阅方队“配乐”的任务，落到了时任华北军区军乐队队长、开国阅兵军乐团总指挥罗浪的身上。罗浪想，不就是给行军的队伍配乐么，这有何难?步兵方队配“步兵曲目”，战车方队配“战车曲目”，骑兵方队配“骑兵曲目”，对号入座就行了嘛。可谙熟军乐的罗浪没有想到，“配乐”远非如此简单。
刚下战场就上操扬的受阅部队，说不上有多少音乐细胞，绝大部分战士听不懂音乐的轻重节奏，甚至连多、锐、咪……也唱不准确。练了好些天，能够踩上每分钟120步的节拍就不错了。有时乐手速度掌握不好，或加快或减慢，战士却还是按120步的频率“我行我素”，整个方队就“热闹”了。
懂音乐的战士发现左脚滑落在第一拍上，就会自然的向上虚踢一脚，而听不懂音乐的战士却继续大踏步向前，如此下去，方队就越走越不齐了。
阅兵指挥所的参谋们整天拿着尺子、绳子，在训练场上跑前跑后地测量，让徒步方队官兵一步一动地分解动作，一周之后，总算勉强纠正了“赶步子”的毛病。虽说在训练场上过了关，却没想到在天安门的第一次预演中走了“麦城”。
受阅官兵的步子总是踏不到鼓点上，调整几次都不行，大家都很着急。罗浪感到这似乎不仅仅是步幅快的问题。问题是不是出在鼓上呢?
鼓是节奏的中心。为了突出鼓音的“统领”的作用，罗浪把大鼓、小鼓都放在方队第一排。这样，不仅排面整齐多了，而且鼓音也突出，便于徒步方队的官兵踏着鼓点前进。这种队形，后来被一直保留下来。
没想到在天安门第二次预演时还是出了问题。方队走得不整齐，鼓点听起来也乱七八糟的。罗浪发现问题还是出在鼓上。那时的天安门广场呈“T”字形，远没有现在宽阔，它尤如一个封闭的大庭院，四周的红墙光溜溜的，不能吸音。乐手击打发出的鼓音，被红墙“原封不动”的弹了回来，显得鼓点纷繁，受阅官兵双脚无所适从。
为了减少鼓点，罗浪规定只敲一下，将“咚”的声音落在左脚上。尽管击鼓的人开始很不适应，但还是认真地按照他的话做了。没料想，如此一来，徒步方队走得整齐多了。靠近天安门城楼时，回声也少了许多，走得也就更加整齐了。摄影师为后人留下了一张受阅徒步方队通过天安门的照片，手臂摆动得不是十分整齐，但脚步却绝对一致。
飞行员立“生死状” “参加检阅，宁愿献出生命”
开国大阅兵时，有一个混合飞行梯队17架飞机参加受阅。《阅兵典礼方案》程序(四)明确规定:“午后4时，在步兵分列前进时，飞机出现于阅兵台前上空，由东向西飞行，配合地面分列式。”
受阅飞行总领队由华北军区航空处飞行队队长徐兆文担任。徐兆文所承担的压力是我们难以想象的──
飞机。受阅飞机大都是刚刚从各地战场上缴获的，有战斗机，有轰炸机，还有运输机、教练机，机种复杂，性能各异。有的飞机甚至是从收集到的零配价组装起来的。
人员。飞行员来自四面八方，彼此陌生，缺乏配合。17名受阅飞行员，有12人是国民党空军起义、投城过来的，也有红军时期中共中央派往新疆学习飞行的老同志，还有东北老航校培养出来的优秀飞行员。
时间。飞行梯队从组建到接受检阅，满打满算一个月时间，没有技术资料，没有空域进行模拟练习。
正是这些问题的存在，受阅飞行训练开始前，每名飞行员都向组织上立下了“生死状”:“我参加检阅，一旦飞机出现故障，宁愿献出生命，也不让飞机落到城内、掉在广场和附近的建筑物上。”郑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9月20日，徐兆文在河北霸县上空进行飞行训练时受伤，邢海帆代理队长，同时担任受阅飞行总领队兼第1分队队长，战斗机飞行员赵大海接替邢海帆出任第2分队队长。
在预演飞行时，中南海怀仁堂里正在召开新政协会议，周恩来在会上发言。忽然，室外传来了隆隆的飞机声。政协委员们以为国民党空军的飞机轰炸北平城来了。周恩来高声告诉大家:“请不要误会，这是我们自己的飞机。他们担负着北平的防空任务，是保护我们的，他们正在进行飞行演习。”
又一天凌晨，飞行员正忙着做训练和战备值班的准备。忽然，值班参谋跑来叫邢海帆接电话。
“邢海帆吗?我是聂荣臻。”
聂荣臻在电话中继续说:“刚才下面向我报告说，他们听见远处有轰隆隆的声音，好像是飞机的声音，恐怕是敌机偷袭，有没有这回事?”
邢海帆当即回答，没有接到敌机空袭的情报，也没有听到飞机的声音。我们飞行中队已做好战斗准备，可以随时升空作战。过了一会儿，聂荣臻办公室又来电话说，经查，弄错了。原来是下面的同志听见老百姓早起推磨的声音，误以为是敌机来了。
“带弹飞行” 为了在空中拦截国民党袭扰飞机
开国大典定在10月1日下午15时开始，受阅飞机16时升空。
定在下午举行庆典的主要原因，是考虑了国民党空军袭扰的因素。当时，西南、西北、中南及华南的战事仍在继续，成都、广州、重庆还停留着国民党空军的飞机。1949年5月4日，盘踞青岛的国民党空军派B-24轰炸机空袭过南苑机场，后来青岛解放了，但国民党空军在舟山群岛及台湾都有远程奔袭的飞机，随时可能对北平进行空袭，但天色晚了飞机就无法回航了。
华北军区航空处航行科长李裕是担任受阅飞行的地面对空指挥员。他协助处长油江制定了一整套飞机拦截作战方案，画定好几条警戒线、起飞线、拦截线，国民党飞机从哪条航线进犯，解放军飞机在什么地方起飞，在哪条航线上拦截等，都有明确、周密的部署。
例如，倘若国民党飞机从济南方向来犯，按当时飞机的时速到北平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就决定在半小时的航程内起飞拦截，并将其击落。如果飞机到了北平边缘地带还没被击落，则攻击的飞机暂时退出，由地面高炮部队担负起射击任务。
尽管开国大典时的防空准备了各种预案，但还是决定部分受阅的飞机带弹飞行，以便为空中拦截国民党袭扰飞机争取更多的时间。那“部分受阅的飞机带弹飞行”到底是多少架飞机呢?
在参加开国大典的17架受阅飞机中，有4架飞机带着实弹。这4架带着实弹的受阅飞机，分别是——2架美国P—51“野马”战斗机，第2分队左僚机飞行员阎磊、第2分队队长(长机)赵大海。2架英国“蚊”式战斗轰炸机，第4分队队长(长机)邓仲卿、僚机飞行员王玉珂。值得一提的是，这4名飞行员都是驾机起义的国民党空军飞行员。还需要说明的是，这4架受阅飞行的飞机是“带弹”而非“载弹”或“挂弹”。
“带弹”讲的是飞机上的机枪带着子弹，“载弹”或“挂弹”指的是在飞机载或挂上炸弹。子弹与炸弹完是两码事。以P—51“野马”战斗机为例，这种飞机在机翼两侧各配置了3挺12.7毫米机关枪，因此给这2架飞机各配备了1800发机枪子弹(每挺机枪300发)，并未挂炸弹(每架飞机可挂炸弹907千克)。
总司令阅兵 提前录好钢丝录音带
1955年9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授衔仪式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举行。下午5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把新中国的最高军衔授予给了追随他南征北战的10位开国元勋: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然而，这10位开国元勋并没有都参加开国大典。1949年10月1日，仅贺龙、刘伯承、陈毅、罗荣桓4位元帅簇拥着天安门城楼上的朱德。
那天，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朱德暗暗运了一口气，下意识地摸摸装在衣兜里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面对天安门广场上30万群众讲话，对红军总司令来说，虽说是第一次，但并不怯场。只是生性认真的朱德把这件事看得特重，生怕漏掉一个字。不过，朱德心里有底，万一念糟了个把字也不要紧。像作战方案一样，备有两套。城楼两侧的露天转播台上，有他事先录制的一盘钢丝录音带。
那是在开国大典前的几天。负责广场音响设备的黄云总工程师发现现场录音只限于天安门广场内，对于朱德去东长安街检阅受阅部队时的声音，就无法传回设在天安门城楼下面的机房了。少了这段录音，开国阅兵的过程就不完整了。
事先录一次?工作人员急忙请示。由于是开国第一次，中共中央很快批准了阅兵指挥所的请示，就有劳总司令预演一次。
预演在西郊机场举行。那一天，在朱德站立的敞篷吉普车前面的挡风玻璃板上装了一只小话筒，一根紫红的电线从话筒尾部拖下来，连接在车尾的喇叭上，喇叭口冲着后面的一辆采访车，北京新华广播电台记者杨兆麟和技术人员黄云坐在车上尾随其后。
预演开始，朱德的车缓缓前行。两边列队的年轻士兵们大多没有亲眼见过总司令，一个个都很激动。朱德也很兴奋，双方很快就进入了角色，假戏真做起来。总司令向受阅部队高呼:“祝同志们身体健康!”“同志们辛苦了!”战士们齐声回答:“祝总司令身体健康!”“为人民服务!”
这些呼应的声音都完整地录了下来。由于车速和时间都有严格规定，预演录音的长短同样经过了精确计算。录音带拿回去一放，出奇的成功。美中不足的是吉普车的引擎声也被同步录了下来。
朱德准备的录音没有用，实况转播的是他的现场声音。
彭德怀 挥师西北钳马(家军)打胡(宗南)
彭德怀位列10大元帅第2名，他没有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那开国大典时彭总身在何处呢?
1949年2月1日，收复延安后不久，西北野战军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3月上中旬，他赴西柏坡参加完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后，奉毛泽东的指示，于月底到太原前线徐(向前)周(士弟)罗(瑞卿)司令部，一是接替患病的徐向前，指挥太原战役的总攻战斗;二是“带兵”入陕，参加解放大西北作战。
彭德怀挥师西北，战晋阳，得西安，钳马(家军)打胡(宗南)，喋血陇东，会师张掖，解放兰州。8月26日下午，彭德怀、张宗逊、甘泗淇等率第一野战军指挥机关进驻兰州，司令部设在“三爱堂”大院。身在兰州的彭德怀，从收音机里领略到了大典的盛况，分享了新中国成立的喜悦。
10月4日，彭德怀从兰州来到酒泉——祁连山东麓戈壁滩上的一个有着美丽传说的地方，部署和平解放新疆事宜。
彭德怀返回北京时，新中国已经成立了3个月。6年之后，彭德怀走上中南海怀仁堂的主席台，从毛泽东手中接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委任状，以及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林彪 坐镇汉口摆兵布阵对弈“小诸葛”白崇禧
开国大典时，远在汉口的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林彪，年方42岁。第四野战军组团出席全国政协第一届会议时，林彪正忙着实施衡(阳)宝(庆)战役，根本脱不开身。他对站在一边的参谋处长苏静说，叫罗政委带队去开会吧。当时，罗荣桓在天津养病。
从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附录的战役要图上可以看出，横跨10月1日的战役有两个。一个是第三野战军一部与闽粤边部队发动的漳(州)厦(门)战役，另一个是第四野战军主力和第二野战军一部参加的衡宝战役。当朱德在天安门城楼上宣读中国人民解放军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时，第四野战军部队正炮声隆隆地向前推进。
苏静返回汉口后，向林彪汇报出席全国政协第一届会议的情况。
“这回名字怎么排的?”屋里渡着步的林彪问苏静，其实他已从报纸上看到了会议公告。
“大概是按得票多少排的吧。”苏静含糊回答。全国政协会议，选出了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和委员。在56位委员中，林彪排在第7位，前面6位分别是:陈毅、贺龙、李立三、林伯渠、叶剑英、何香凝，林彪之后是彭德怀、刘伯承、周恩来、董必武、邓小平等人。苏静也弄不清楚名字是如何排的，他猜也许是按得票多少吧。
林彪再没有多问。林彪被授予元帅军衔时，年仅49岁，位列第3名。在10大元帅中年龄最小，被称为“少帅”。
徐向前 沉疴发作，前往青岛海滨疗养
在第一野战军的全国政协委员的名单中，有贺龙，也有徐向前。但是，徐向前请了病假。10月1日，他与夫人黄杰正在青岛海滨治疗休息。
早在太原战役前夕(1949年2月)，徐向前就感觉到身体状况不佳，胸部经常疼痛，吃不下饭睡不好觉，只能勉强支撑工作。毛泽东非常关心徐向前的身体，多次来电叫他去后方休息一下。
这样，徐向前住进了石家庄国际和平医院，检查的结果不容乐观。旧病还在蔓延，消化和吸收能力极差，体质虚弱，急需静养一段时间。出院后，徐向前去西柏坡参加中央政治局的“九月会议”。会议期间，徐向前向毛泽东汇报了太原战役的设想。然而，这些设想还未来得及全部付诸实践，他就病倒了。
徐向前的“病根”是肋膜炎。1944年7月，由于肋膜炎作祟，高烧不退，持续2个多月。虽然进延安柳树店和平医院治疗了一些段时间，但也没见明显好转，身体极度虚弱，“七大”也没能坚持参加。后来，由于战事频繁，治病的事就拖了下来
徐向前患病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和休息，终于沉疴发作，病倒在床。6月底，在夫人的陪同下，前往青岛治疗休养。开国大典那天，徐向前携妻坐在青岛海滨的沙滩上，身旁摆放着在太原战役中缴获的一台老收音机。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19天，徐向前被任命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长。在青岛治疗休养14个月后，徐向前带着全家住到了北京。
聂荣臻 忙于阅兵事务，无暇登上天安门
聂荣臻不仅是检阅者，还是阅兵活动的具体组织者，广场群众的召集、大典活动的安全，还有那4架带弹受阅的飞机，事事牵挂着他的心，他实在没有精力站在城楼前排，更没有心情去照相。
自从担任阅兵总指挥、接任北京市市长以来，前先至少10次登上天安门城楼，在筹备开国大阅兵的日日夜夜里，事无巨细，都考虑得非常细致，还亲临现场指挥天安门前的阅兵预演。
在一次阅兵联席会上，聂荣臻问时任华北军区特种兵司令部参谋长李健:“装甲车在天安门前熄火怎么办?骡马拉炮，那么多匹马，如果拉下粪 怎么办?在检阅时马失前蹄怎么办?”
聂荣臻多次深入到受阅部队官兵中，商量解决问题的办法。群众是最有实践经验、最有智慧的。指战员们出主意说:现在的马掌用的时间都长了，从关外走到了关外，大都已经磨光了，而天安门前又是青条石路，很平，很滑，马掌也就容易打滑，应当给马换上新掌，增加摩擦系数。即使万一打滑，驭手只要赶紧收缰绳，马稍往下一沉，就猛提绳子，帮助战马脱离失蹄状态。骡马拉粪怎么办?官兵们认为这最简单，只要给骡马安上粪兜子就行了。至于坦克熄火问题，恐怕要另想办法。
指战员们说，受阅的坦克都是在辽沈战役中缴获的，尽管说不上陈旧，但毕竟不是自己生产的，缺乏对装备性能的透彻了解。为了防止坦克途中熄火，阻塞道路，官兵们建议将坦克方队安排在队伍的最后接受检阅。这样，即使万一开不动了，但由于部队已在前面检阅完了，后面是花花绿绿的群众队伍，对阅兵式的影响也就不太大了。
9月25日午夜，北平深秋的寒意渐浓，北风嗖嗖。聂荣臻身穿大衣，站在敞亮而寂静的天安门城楼上，全神贯注地观看进行初次合练的受阅部队。忽然，聂荣臻威严的声音划破夜空:“在这里，我要向大家发布一道死命令:正式受阅那天，如果遇到敌机空袭，大家要原地不动，下刀子也不能动!天安门广场30万人民群众在看着我们，我们能做到吗?”
“能做到!”干脆、响亮、整齐地回答，山呼地动。
10月1日10时前，地面全体受阅部队各就各位，准备就绪。12时，聂荣臻匆匆划拉了几口饭，就赶到东长安街检查受阅部队。14时整，聂荣臻独自一人登上天安门城楼。10分钟后，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彭真也来到了天安门城楼，两人一同检查了城楼上的准备情况。14时30分，聂荣臻走下天安门城楼，来到金水河西侧的阅兵指挥台，行使自己的职责。他让大家保持安静，请开国大典主持人林伯渠讲话。
毛泽东宣读完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后，聂荣臻已转移岗位，站在金水河南东华表下，恭迎阅兵司令员朱德。之后，陪同朱德，驱车去东长安街检阅地面受阅部队。朱德返回天安门城楼，宣布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时，聂荣臻又回到了阅兵指挥台。
叶剑英 南下广州，就任中共华南分局书记
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新中国领袖群体里，人们没有见到北平市第一任市长叶剑英的身影。叶剑英在何处欢度开国大典呢?其实，1个多月前，他就离开了北平。
8月14日，随着北平市第一届各界代表会议的闭幕，叶剑英也结束了8个月的北平市长任期。他匆匆视察完新成立的南苑飞行队后，就离开北平南下，因雨冲垮了平汉铁路北段，便绕道徐州转郑州，经汉口、九江、南昌，于9月3日抵达江西赣州。
9月8日，新华社播发了由毛泽东亲笔起草的一则电讯稿:“北平市长兼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叶剑英将军奉命赴两广工作，担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张云逸为第二书记，方方为第三书记)及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为此，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任命聂荣臻将军继任北平市长兼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在电讯稿的最后，毛泽东还特别注明:“今晚12时前播出。”
电讯稿播出时，叶剑英已经坐在江西赣州的省立师范学校里了。他正与原中共华南分局书记方方，以及第二野战军第4兵团、二野战军第15兵团和两广纵队负责人陈赓、郭天明、刘志坚、邓华、赖传珠、洪学智、曾生、雷经天等人，研究解放广东问题。
10月1日这天，叶剑英在赣州度过。中午刚过，叶剑英就回到自己的住处，对警卫员说:“把收音机调好，准备收听开国大典的广播。”时间不长，收音机传来《东方红》的乐曲，紧接着是播音员的声音:“毛主席来啦!毛主席健步登上天安门城楼!”随着，传来了热烈的欢呼声和掌声。
叶剑英立马坐直身子，睁开微闭的眼睛，全神贯注地盯着收音机。两个半小时，叶剑英的眼睛没有离开过收音机。他的心与天安门广场欢呼的人群一起跳动，与天安门城楼上的领袖群体一起分享胜利的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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