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内战：苏联对解放军战力提升起多大作用

谈到解放战争，通常的说法是：解放军依靠“小米加步枪”打败了美式飞机大炮武装的国民党军队。然而经历过战争岁月的人都知道，“小米加步枪”只是解放军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之敌的一个比喻。真正打起仗来，战略战术固然重要，武器更是不容忽视的条件。人民解放军之所以能赢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辉煌胜利并解放全中国，与在东北解放区建立的相当规模的军事工业体系，有着密切的关系。

从72天打下临汾到3天攻克济南

1948年3月，徐向前指挥华北兵团攻打临汾，国民党军依托城墙固守。解放军没有重炮，只好采用挖地道炸城墙的方法，整整费时72天，才把临汾拿下，但是到了年底，形势巨变。9月的济南战役，解放军重炮齐发，国民党将领王耀武被打得失魂落魄，从地道中逃跑。坚固的济南城仅仅3天就被攻克。10月辽沈战役中，东北野战军集中500多门重炮猛轰国民党军事重镇锦州，守军司令范汉杰东躲西藏。这次城市攻坚战仅用了30个小时。

解放军的大炮是从哪里来的?国民党人一口咬定，解放军的重武器都是苏军从东北撤退时暗中送给共军的。当年的一位接收大员在回忆录中写道：“东北的日、伪军几乎全部被俘，俄军所获武器无数。当时据莫斯科称：共计步枪80万支、轻机枪2万支、重机枪5000支，各种不同型包括迫击炮5000门、战车1500辆、坦克车600辆、飞机800架，以及松花江中舰艇等。从东北逃出的难胞所见，如许战车武器，俄军除已随时补给共军外，络绎不绝地已运向佳木斯途中，那里是集中之所。”

这位接收大员的说法无疑是为国民党军队的失败寻找借口。当年任四野参谋长的刘亚楼上将在1962年12月13日的一次讲话中澄清过这个问题。他说：“一般人总认为苏军留给了四野不少武器，这是误解。这个战史(指编写中的四野战史)既然是存档用的，可以把这个问题写清楚。当时不仅不给我们武器，还吃掉了我们不少部队。也可以写一下当时斯大林为了照顾与国民党的关系。还有个重要问题：当时我们曾向中央建议，以中央的名义向苏军要些武器。毛主席当即电示：中国革命主要靠中国自己的力量，禁止用中央的名义向他们要东西。这个电报，我亲自看过，要查一下。后来以四野的名义，用粮食和他们换了一些武器。”

那么，解放军是怎样从“小米加步枪”转变为拥有强大炮兵、具备大规模野战和攻坚能力的呢?除了战场上缴获国民党军的武器外，主要是靠创办自己的军事工业完成了这个重要转变。说到军工，很多人都看过吴运铎在建国初写的《把一切献给党》。在这本小书里，真实记录了新四军在抗战期间是怎样白手起家，建立自己的军工厂的。山东根据地的牙山有八路军最大的军工厂，约百余间房，月生产手榴弹8000个，当时可算不小的产量了。

解放战争初期，军工事业比抗战时大有发展。邯郸、临沂、烟台、德州等一批城市被解放，解放军通过没收敌伪工厂，建起一批军工厂，能生产子弹、手榴弹和迫击炮弹。华东军区在鲁南和胶东的军工厂每月能生产子弹16万发，迫击炮、山炮弹13000发、无烟火药3000斤。这个规模比以前有很大的进步，但还不够华东野战军打一次中等规模战役用的。因为没有重炮，解放军进攻时主要依靠战士突击到前沿，用炸药包摧毁国民党军的堡垒和工事。这样的战斗伤亡大、进展慢，而且弹药质量不过关。1948年5月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打潍县的时候，用自造的迫击炮攻城。炮弹出膛后，尾翼在飞行中脱落，剩下光秃秃的弹体失去平衡，半截就掉到地上。这样的质量怎能保证战斗的胜利呢?

毛泽东指示在东北建立大规模军事工业

毛泽东把眼光放到了东北。那里是当时中国工业最发达的地区。毛泽东1947年7月10日在给各解放区的《一年作战总结及今后计划》指示中，特别指示林彪、罗荣桓：“东北军事工业应全力接济关内，目前开始的一年内，你们必须用大力建立大规模军事工业。”4个月内他3次电示东北局，全力加强军事工业建设，迫切之情溢于言表。

1945年年底八路军、新四军进入东北后，原来打算通过苏军的帮助获得日军的武器装备，但苏军借口与国民党政府有协定，东北要移交给国民党政府，对八路军的行动加以限制。苏军把东北主要的工厂设备、缴获的武器和大量财物，通通当作“战利品”运回苏联，我军的愿望未能实现。10万大军在东北，没枪、没钱、没冬衣、没有根据地，处境相当艰难。

当时各部队自己想办法，收集苏军遗留和没来得及拉走的物资。东北各中小城市和农村，到处可见日军遗弃的武器和军用物资。负责筹建炮兵学校的朱瑞果断地决定：分散炮校干部，搜集物资。炮校上至校长，下至伙夫、马夫，通通派出去，无论是城市、乡村，还是山沟、荒野，只要有炮就去。没听说有炮的地方也要去看看能否找到意外收获。

有一次接到老乡报告：日本人撤退时，曾将几门大炮推到镜泊湖里。朱瑞得知后，亲自率领一个连赶到湖边搜寻。大家用镐刨开冰层，发现了炮身。朱瑞高兴地喊叫：“快去找绳子，把它拽上来!”大家拉紧绳索，喊着号子，齐心合力拉上3门大炮。

在这一带还找到了日军的秘密仓库，一下就找到了15万发炮弹。到1947年2月，朱瑞领导炮校共收集大小火炮700多门。其中加农榴弹炮49门、野炮97门、山炮108门、步兵炮141门、迫击炮约300门、高射炮(包括高射机关炮、飞机用机关炮)137门，另外还有坦克及牵引车65辆。这些火炮经过修理之后，成为东北野战军炮兵部队的基础。

自行搜集的武器弹药，成为东北民主联军前两年作战的主要来源。

斯大林援助了东野一部分武器

1947年夏季攻势后，随着解放军日益壮大，战役规模越来越大，仅靠搜集的弹药是不够用了。当年6月，解放军猛攻四平，国民党军队在陈明仁指挥下顽强抵抗。解放军集中了7个主力师，上百门火炮，攻了半个月没拿下来。后来林彪才知道，炮兵只有8000发炮弹，火力没有占到优势。为此，6月25日，林彪以个人名义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强调指出：“目前缺的唯一条件就是武器，尤其是弹药(特别是炮弹)的不足。为此，我请求你给我们以武器弹药的帮助，将红军缴获的现存在远东的日本武器弹药交给我们，并希望还能将德国的武器弹药尽量拨给我们。”

不久，斯大林指示苏军从缴获的日军武器中拨了一部分给解放军。何长工回忆：1947年10月，他刚当上军工部长，李富春交给他一个重要任务，当时中苏边境的满洲里存放着一大批武器，是苏军缴获日本关东军的，准备运回苏联去炼钢。这批武器对苏联来说是废铁，却是解放军极其需要的。何长工去与苏军谈判，开始谈不通，他以硬对硬，说：“关东军这批武器是中国人民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你为什么不给我们?你们不能拉走。我们用废钢铁对换，一吨换一吨。”卡瓦洛夫还是不答应。何长工急了，对他吼道：“你是个保守分子，没有一点国际主义。你如果不答应，我只好来抢，我推着你走在前面，看守武器的苏军开枪，先打死你。你硬要拉走，我就跟你拼命，我给斯大林打电话，告你的状，告你没有国际主义。”卡瓦洛夫看这个中国人不好欺负，态度软下来，终于同意移交这批武器。

这批武器的数量，据林彪1947年12月28日给斯大林的信中说：“我们用你们给我们的那批武器装备了30个步兵团、2个山炮营。”当时为了与国民党军进行战略决战，东野组建了30万人的二线兵团。林彪向斯大林请求更多的武器支援：“设法给我们解决20万支步枪、15000挺轻机枪、7000挺重机枪、700门团营迫击炮、1000门连迫击炮、100门高射炮、200门山野炮以及较多数量的弹药和20个师用的通讯器材(主要是无线电和电话)。这批武器望从英勇的红军所缴获的日本武器中拨出，如日本武器所存无多，则望从德国战利品中拨出。”

但是，斯大林没有答复。一次次的教训表明，苏联的援助是靠不住的。要取得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还是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因此，东北局决定大力加强军工生产体系的建设。李富春说：“过去靠日本留下的炮弹打，现在需要自己来造了。”

白手起家，全力创建自己的军工企业

1945年年底进军东北时，中共中央从延安和各解放区抽调了一批军工干部到东北去开展工作。他们在沈阳、鞍山、通化等城市收集了一些机器设备，打算在通化建立军工基地。1946年夏季，国民党军大举进攻南满，占领了通化和丹东。时任东北军工部长的韩振纪带领大家将机器和物资运到朝鲜境内，还带着一批沿途招收的工人和技术人员。7月底他们到了中朝苏三国交界的小城珲春。珲春是个山间盆地，图们江和珲春河在此汇合，与朝鲜仅一江之隔，交通便利。这里到苏联边境仅30里，到朝鲜仅10里，有公路和铁路通行。大家认为这里隐蔽的条件好，资源、动力和交通情况也都不错，决定在这里建立东北的军工基地。

根据现有条件，韩振纪决定把重点放在生产部队急需的子弹、手榴弹和迫击炮弹上。枪炮生产的技术太复杂，不是短时期能办到的。他们在珲春先建起了机器厂、子弹厂、手榴弹厂、炼铁厂、装药厂和木材厂，这6个厂是东北解放区最早的军工基础。

子弹厂是在日本人遗留工厂的基础上建立的，在延吉郊外，原来有300多部机器、日产量40万发。抗战结束后，这个厂遭到毁坏，机器被人偷盗，所剩无几。韩振纪组织人把这个厂剩下的东西搬到珲春，共有子弹机14部、半成品弹头300万粒、空弹壳2000万发，还有20多个日本技术工人。经过1个月紧张的装机与试生产，到9月初生产出第一批子弹。头一个月统计下来，共生产3种型号的子弹近13万发。这真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

干部和设备、原料的问题解决后，最重要的就是工人和技术人员的问题。珲春基地的工人和技术员来自中国、朝鲜和日本三国，出现了许多复杂的政治和政策性问题，军工干部花费了大量的心血，在思想政治工作上付出的精力甚至比生产本身还多。机器厂建成后，需要七八百名技术工人，但是当时只有240名工人，真正懂技术的就更少了。凡是有一技之长的人，领导都给予重用，让他们担任各级生产部门的负责人。这些技术工人有的是从鞍山、本溪、通化带来的，有的是在当地招收的。子弹厂的股长于震密是招聘来的技工，享受薪金待遇。他看到共产党的干部都是供给制，还处处干在前面，受了感动，主动要求取消薪水，与干部们一样吃供给制，当股长后工作一直很出色。

军工厂由于缺乏中高级技术人员，所以只能从留用的日本人中挑选。在珲春的军工厂里，日本人担任的都是关键性的技术工作。如手榴弹厂有60多名日本人，几乎都在重要技术岗位上。制造科科长是个小资本家，原来在日本开工厂，美军炸毁了他的工厂，才到中国来谋生，对手榴弹制造技术是内行。手榴弹装配的主要工序拉火精药股，股长也是个日本老头，思想很顽固，但工作很认真，对拉火技术很有研究。精药组的装配工人也全部是日本人。

这些日本人由于生活困难，情绪低落，经常在一起酝酿回国，消极怠工。1947年8月，东北遣返日本侨民回国，日本人得到消息，就秘密开会，闹着要回国。干部们软硬兼施，不听劝就下命令，在车间里建立严格的统计制度，每天产量高的就表扬，产量低或质量差的就批评。在大会上严厉指责坏人的活动，不许法西斯的思想抬头。日本人服从意识较强，也就不闹事了。

三大战役中，解放军的炮火发威

1946年是在艰苦奋斗中度过的，到了1947年，东北的军工生产已初具规模，部队得到了源源不断的弹药补充。罗荣桓政委亲自抓军工生产工作。1947年8月，东北局任命黄克诚为东北民主联军副司令员兼后勤司令员，总管后勤的供应、军工和军需工作。1947年9月东北局在哈尔滨召开东北军工会议，会上任命何长工为军工部部长，伍修权为政委。韩振纪、王逢源为副部长。东北军工生产告别了分散和小规模经营状态，进入了一个大发展时期。

1947年的生产情况：每月生产5万颗手榴弹，迫击炮弹全年完成10万发;利用旧子弹壳复装子弹，完成500万发;生产掷弹筒弹10万发，打下了炼钢和化学厂生产的基础。

为了完成1948年军工生产任务，东北局从财政上拨款180万东北币，折合粮食9万吨，再抽调一批干部加强军工部门。在哈尔滨召开的这次重要的军工会议，将东北的军工生产统一组织起来，形成了有领导、有计划的联合生产部门。在有军工厂的地方设立办事处，直属军工部领导。当时在珲春、兴山、鸡西、东安、齐齐哈尔、牡丹江、吉林、哈尔滨和大连设了9个办事处。

东北军工生产了充足的弹药，为东北野战军进行大规模战役提供了物质保证。所以东北最先进行战略决战，歼灭国民党重兵集团，解放东北全境，但是北满生产的弹药由于路途遥远，还不能满足关内解放军的作战需求。中央军委作出了在大连建设军工生产基地的决策。

北满和大连军工体系的建立，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解放军的火炮有了充足的弹药，改变了长期以来敌强我弱的基本态势。在1948年年底的三大战役中，解放军的炮火发挥了巨大威力。辽沈战役结束后，解放军又接管了沈阳的几个大兵工厂和弹药仓库，获得大批军火，生产能力大为增强。随着东北的解放和铁路线的贯通，满载物资和弹药的火车昼夜不停地运往关内，支援中原地区和渡江作战。淮海战役中，中原野战军将黄维兵团包围。黄维凭借众多的美式火炮，收缩成一个圈圈，用密集火力让解放军无法接近。他自称是个啃不动的“硬核桃”。华东野战军调集了重炮猛轰，终于敲碎了这个“硬核桃”。粟裕大将感慨地说：“淮海战役的胜利，要感谢山东老乡的小推车和大连的大炮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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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总计中共军队通过苏军直接或间接获得的日军装备应有步骑枪30万支左右、各种炮1600多门(含迫击炮、掷弹筒)、坦克20辆左右。

抗战末期，70万日本关东军被苏联红军歼灭后，其武器装备流向，史学界一直没有明确的说法。败逃台湾的国民党坚持认为，苏联将缴获的日军装备全部交给了中共军队;中苏论战时期，前苏联曾多次公布交给中共关东军武器装备的具体数字;美国方面也认为，“从东北70万投降日军那里缴获的大量武器装备，直接或间接的落到了中共手中。”我国党史界、军史界的相关研究几乎空白，只有偶尔的涉及。由于这方面的资料一直没有公布，学术界也缺乏有权威的研究，人们对这一问题仍处在怀疑猜测的状况。本文拟抛砖引玉，希冀引起同行的深入研究。

一、关东军武器装备情况

对于提供给中共的关东军武器，苏联方面的数字有4种：第一种是“步枪70万支，轻机枪11000挺，重机枪3000挺，大炮1800门，迫击炮2500门、坦克700辆，飞机900架，军火库800个”;第二种是“3700门火炮、迫击炮和掷弹筒，600辆坦克，861架飞机，680座军用仓库及松花江区舰队的全部舰艇”;第三种是“步枪约70万支，轻重机枪12000-14000挺，火炮约4000门，坦克装甲车辆约600辆，飞机800架，汽车约2000辆”。第四种是1976年出版的《苏联军事百科全书》军事历史卷“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条目中所写到的：“苏联的援助是人民解放军力量壮大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

苏军指挥部把缴获原日本关东军的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转交给人民解放军(火炮、迫击炮和火箭筒37000余门，坦克600辆，飞机861架，机枪约12000挺，汽车2000余辆等等)。尔后，苏联又向人民解放军提供了大量苏制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将以上四种数字进行比较，可以看出步枪、机枪、飞机、坦克等项的数据大致相同，而火炮数量则差距极大，《苏联军事百科全书》中37000门的火炮数字估计是3700门笔误，但即使按杨奎松的数字，这批军火仍多得令人置疑。

对于1945年8月关东军的实力，有不同的说法，有的认为“有100万人，装备有5000门火炮以及1200辆坦克和1900架飞机”。有人认为有“24个师团约有七十万人，十四万匹马，六百架飞机”，或“31个师团75万人，飞机1200架，坦克160辆”。各种数据的统计都不一致，这与统计口径不一有关。关于人员方面，许多资料都显示东北关东军有24个师团70万人，所谓31个师团75万人的说法是把在朝鲜的几个师团加上去了，100万人的说法大概包括了15万人的满蒙伪军和10万人的伪满警察。坦克飞机数字出入较大，但“160辆坦克”和“600架飞机”的数字比较可信。日苏东北之战只有24天，其间没有发生大规模的空战和坦克战，因为日军航空部队原在东北有1800架飞机，在苏联对日作战前，大部分转移到本土和朝鲜南部用来参与本土决战。徐焰在《最后的秋季》一书中提到，关东军当时只有“160辆坦克、600多架飞机，但可用飞机只有155架，另有500架是教练机”。日军的火炮数量说法最为混乱，将大炮、迫击炮、掷弹筒一并计算，难分轻重，后二者不属于重武器，当时日军大炮“1800门”的数字较为可信。日军的轻武器装备在当时已不再强大。如果按照日军师团级单位员额最充足的1937年底来计算，一个有22万人到28万人的师团共装备有步骑枪9476支、轻重机枪388挺。按照这个比例计算，关东军24-31个师团加上其他独立部队所装备的步骑枪也就是30-40万支的样子，连同伪满洲国军装备的武器在内也很难达到70万这个数字。

当然关东军还可能会有一定数量的库存武器，但是从1943年下半年起关东军便将其最精锐的部分和大批的作战物资调往南方诸岛，开战前关东军所属各师团均为1943年以后新成立的百字头师团，“武器更是严重缺乏，共缺少野炮400门，机枪235挺，掷弹筒4900支，至于枪支则差更多，有十几万人无枪可持。”为此还曾经将伪满洲国军的武器收缴了一部分。所以，库存枪支不会没有但决不至于多达数十万支。如果按照75万人的关东军装备有步枪40万支计算，机枪的装备数量大约是步枪的25分之一，所以12000挺这个数字是合适的，这也与中国国民政府接收128万日军投降共获得步骑枪68万余支、轻重机枪不到3万挺的比例基本吻合。

按照上述分析，再考虑到战斗毁损，苏军最终缴获飞机不超过600架，坦克不超过160辆，大炮1800门以下，步骑枪不足50万支，机关枪有12000挺以下。

二、大部分轻武器通过苏军流向中共

中共在争取东北的过程中，曾经得到苏军的帮助，这是不争的事实，有些已公开的材料也证明了这一点。通过苏军取得武器的时间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即1945年8月到11月。最先进入东北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曾克林部从关东军最大的苏家屯军火库里运出了2万支步枪、1千挺轻重机枪、156门迫击炮、山炮和野炮，抗联的周保中在接受了长春大本营的军火库后，先后共运出了步枪5万多支、轻机枪2千多挺、重机枪8百余挺、掷弹筒5百余个、迫击炮20余门、山炮5门、弹药1200余万发。进驻锦州担任卫戍任务的周家美部在苏军的协助下，通过解除锦州伪满军队一个旅5000余人的武装，获得火炮28门、轻重机枪216挺、步枪3200余支、手枪150余支、炮弹100余箱、子弹500多万发、汽车20辆。另外，苏军还将缴获的日伪武器仓库中的大批武器弹药交给卫戍司令部，计有各种火炮50余门、轻重机枪480余挺、步枪1万支、手枪200余支、各种子弹500多万发。

1945年11月12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中说“枪接受了十二万支，还有些炮”。1945年11月29日，陈云、高岗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苏对我援助是秘密的，有限的，枪10万，炮3百”。从军队实力统计上看，1945年底，关内各解放区进入东北部队总数为107959人，拥有步枪39641支、轻机枪1139挺、重机枪105挺、掷弹筒59个、追击炮64门。1946年5月底退到北满时的实力统计为：人员324571人、长枪160881支、轻枪机4033挺、重机枪749挺、各种炮556门。半年内多出长枪12万多支、轻重机枪3500余挺、各种炮400多门，这期间战斗损耗多，缴获少，多出的部分应为苏军援助所得。

第二阶段为1946年4月到7月。1946年春，东北民主联军副司令员肖劲光来到旅顺口，代表中共中央东北局和民主联军司令部向驻旅顺口苏军当局要求，将苏军缴获的日本关东军的武器转交给民主联军。苏联旅顺口驻军军事委员会决定满足这一要求，并对转交工作进行了精心的组织。仅用一周的时间，就将存放在大孤山的15车厢的武器转交给肖劲光。1946年6月底，在大孤山又转交给民主联军一批新的武器弹药。

到1947年4月即夏季攻势前，东野实力统计为：人员462867人、长短枪237910支、轻机枪7768挺、重机枪1495挺、各种炮1219门、坦克25辆，比1946年5月多出长短枪7。7万支、轻重机枪4500挺、炮650门、坦克25辆。这期间军队的主要任务是剿匪，共歼灭土匪10万余人，缴获步骑枪51835支、轻重机枪1430挺、坦克9辆、山炮32门、野炮15门;在与国民党军队的战斗中，战果是歼敌5。6万，缴枪2万支;另外截止1947年2月，朱瑞领导的炮兵部队还通过“捡洋落”收集到各种火炮700余门。可见中共在这一时期通过苏军得到的武器主要是弹药，枪炮的增量主要来自于战斗缴获。

第三阶段为1947年6月至1948年8月，也是获得武器装备最多的一个阶段。东北局军工部长何长工通过与苏联代表卡瓦洛夫谈判，以“一吨换一吨”的方式，将囤积在满洲里准备运往乌拉尔去炼钢的大批苏军缴获的日式装备接收了下来。1947年6月，朱瑞第二次赴朝，经多方努力，并通过当年克拉辛炮校的同学关系，与苏方达成口头协议，苏方每天夜间向我军发送日军的武器装备和弹药，我方则用农产品折价交换。在两个月的时间里，苏军经图们向我方运送了数十列车的日军旧武器、火炮和弹药。以上相加，物资装备数已超过了以前的援助之和。这些装备也可以通过东野的实力变化推算出来。1948年8月，即辽沈战役前，东野发展到兵员总数1039737人、长短枪435486支、冲锋枪12960支、轻机枪15582挺、重机枪3136挺，拥有重型火炮660余门、高射炮116门、迫击炮987门、六零炮2890门，比1947年4月多出长短枪20万支、机枪9000多挺、各种炮4000多门。

这一期间，东野共歼敌30万，缴获长短枪10万支左右，缴获山炮、野炮、榴炮等重型火炮约250余门。前文曾提到，1947年2月，朱瑞领导下的炮兵共收集到各种火炮700余门。其中，榴弹炮49门、野炮97门、山炮108门、步兵炮141门、迫击炮300余门，两者相减，东北我军从这次援助中获得了至少200多门重型火炮。如果不计战斗缴获和损耗，东野净增长短枪20万支，当时东北军工还没有如此大的生产能力，这些增长只能是来自于日军的原有武器。

总计中共军队通过苏军直接或间接获得的日军装备应有步骑枪30万支左右、各种炮1600多门(含迫击炮、掷弹筒)、坦克20辆左右。

三、小部分武器装备散落民间

关东军在瓦解过程中，实施了旨在破坏一切的“第四号计划”，例如在东满地区，1945年8月9日至10日，日伪撤退时炸毁了西车安、西鸡宁的火药库、油库，车安被服厂内所存可供一个师团一年穿用的被服全部付之一炬，而贮存粮食足够一个军吃三年的林口粮食厂也被付之一炬，藏匿和毁弃了大量武器弹药。由于行动仓促，难以统计其中数字。

关东军骤然覆灭，伪满洲国树倒猢狲散，东北地区许多地方处于权力真空状态，一些未被苏军控制的军火仓库遭到哄抢。啸聚山林的土匪胡子乘机抢军火、拉队伍，人数最多时达到25万人左右，为中共军队最初进入东北总人数的二点五倍，北满三分之二的大小城市实际上操纵在土匪手中。土匪不仅人数众多，而且武器装备精良;大股土匪中还含骑兵，并配有坦克、装甲车和迫击炮。

即使中共从苏军处获得的日军武器弹药，在运输中也有遗失现象，李运昌部奉命将沈阳获得的武器运往锦州时，由于担任运输任务的新部队在国民党军到来之前即发生叛变和逃亡，大部武器在运送过程中遗失。1945年12月30日，彭真向各部队通报：东北局组织李运昌部“运赴锦州方面的各种弹药物资(七九子弹49万发在内)，三八子弹达80万发，手榴弹15万个，皮鞋、帽子各3万，大衣1万，棉裹腿10万。另由北面运去12000支步枪，机枪300挺”，“自离沈阳并把物资西运后，总部已空无所有”。但是各部队并没有得到。经调查后李运昌承认：“由叶柏寿及马三家运锦之枪弹物资，在中途就被别人取用，无可靠部队押运，到锦已非原数，又未查清。当时山海关失守，文年生、黄永胜两部枪未得手。又应付战斗情况，曾发机、步枪2000余支，其他物资本来准备全部补充黄(克诚)梁(兴初)师，后因该部来到，锦州已失，大批物资(7列车)又运回朝阳、北票，为人又偷去、私拿一部。”

对散落于民间的日军遗弃武器，中共军队通过“捡洋落”“挖窑子”等方式，收集到一部分。例如东北炮校将上千名干部分散到苏蒙边界苏日作战地区找炮“捡洋落”。炮校师生冒着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在白山黑水、林海雪原中寻觅。炮校警卫连副连长周天才，一个人就搜集20多门，被命名为“搜炮英雄”。至1946年5月，共搜集到各种火炮700余门、炮弹50多万发、坦克12辆、汽车23辆，此外还有大批火炮零配件和其他器材。再如1946年3月1日，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成立前后，筹建人员把搜集飞机和航空器材的工作作为一项主要任务。他们从深山老林挖掘出被日寇掩埋的航材;从荒芜的机场搜集起一桶桶航油;在乡野追踪老百姓的马车，换回车上的飞机轮胎;航校终于拥有4架初级教练机和10余架高级教练机。

为解决原料问题，解放军组织了“挖窑”(日本地下军用库)。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东北期间建造了许多地下仓库，里面蓄存大批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这些仓库非常秘密，都是钢筋水泥铸成，存放的武器弹药和物资不靠墙，不沾地，都放在架子上，保存得非常好。通过“挖窑队”，挖出了大批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能使用的武器弹药送往前线，军用物资由军工部统一分配。“挖窑”解决了解放军相当大的困难。

中共军队还通过剿灭土匪武装收缴部分武器，至1947年4月，东北匪患基本消除，东北解放军共歼灭土匪10万余人，缴获长短枪5万多支。

四、大多数重武器运往苏联

苏军缴获的关东军武器装备，尤其是飞机、坦克、重炮，在东北解放战争史上，几乎难觅其踪迹，其援助中共或流向中共的观点颇令人怀疑。长短枪、轻重机枪、迫击炮、弹药确实支援中共不少，但也难以达到前苏联所公布的数量。其中原因，可能是出于论战需要，故意夸大相关数字，以标榜自己对中共的贡献，也可能由于统计数与实际数一开始就存在较大差距。有些学者认为，苏军的统计数字“估计是苏联缴获关东军的文件获知关东军总共的武器数量，在论战中，就把这些数量当作全部援助中共的数量了，因为苏军堆存在边境的关东军武器器械都是一堆堆露天堆放的，枪支也是这样，不可能一支支清点好了，只有体积概念，而不会有具体数量概念”。

当然如果苏军缴获确实有其公布的那么多，各类重武器运回国内回炉炼钢的可能性最大，苏联为了拆运东北工业设备，强词夺理地声称那是“战利品”，强行拆走包括钢铁生产、有色金属冶炼、机器制造以及水泥、化工、橡胶生产等共约合189934947美元各类机器设备。在拆运过程中，也会把有较高回收价值的飞机、坦克、重炮运回一部分，否则，不是战利品的物资运走了，真正的战利品却不运走，苏联的做法恐难服人，毕竟苏联在公开场合一直声称“所缴日本武器已扫数运回俄国”。国民党方面比较严肃的史书也推测苏联“在东北所获足以武装八十万人的装备，约有四分之一分批交给了中共”，给中共的武器“以轻武器及少数火炮为主，重武器则大部运回国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