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侵华元凶东条英机被绞死前的惊人一幕

东条英机被盟军司令部指控为头号战犯，1948年11月12日，东条英机被判“绞首刑”。

12月23日凌晨，日本东京巢鸭监狱内，行刑时间到，东条英机从单间牢房由看守带到特设的佛坛前，宗教仪式后，他被带上了高高的绞刑架。

东条英机不由得泪流满面。

是这恶魔忏悔了吗?不是的，他是在后悔自己当初自杀未遂。

原来，东条知道自己罪孽深重，想到将被作为战争罪犯押上法庭，在众目睽睽之下一命呜呼。他选择了自杀。在那段日子里，他天天枪不离身，并让保健医生在他的心脏部位画了个圆圈，以保证子弹能击中心脏。

1945年9月11日下午4时，东条英机将子弹射向了自己的胸部。使他遗憾的是，这一枪擦心脏而过。

东条英机的重大罪状之一，就是在东南亚推行一条残害战俘的野蛮政策。1942年在巴丹，对被俘人员搞了一次死亡行军，结果使大批战俘死亡。

更为恶劣的是，在泰国和缅甸，仅强制修筑泰缅铁路。1942年11月至1943年10月间，这一暴行中，战俘“像苍蝇一般大批死去”，415公里的铁路，死亡战俘1.2万人，被称作“死亡的铁路”。这桩暴行，是在东条英机直接授意下发生的。

东条英机最终未能逃脱正义的审判。在施以绞刑后，东条的尸体被火化，骨灰由美军军舰抛进波涛汹涌的太平洋。

步着东条的后尘，有“满洲劳伦斯”之称的土肥原贤二被送上了绞刑架。此刻，这个个子矮小、留着一撮仁丹胡子的日本间谍头子面如土色。他曾多次扬言，称他自己如何如何不怕死，可真当死神向他招手之时，他的双腿还是在发抖……

最后的时刻终于来临，正义的绞索勒住了土肥原的脖子。也许是身不由己的挣扎，土肥原喉咙里发出一阵难听的****，双腿使劲蹬了几下，然后，就无可奈何地直了双腿。

“将板垣征四郎押进来?”随着监刑官的命令，被盟军司令部列为首批甲级战犯的板垣被两名宪兵推到了绞刑架前。

日本投降后，板垣征四郎一直在担心自己的命运。为了躲避死神，他决定脱逃。他在这些年里，已经搜刮了价值百万美元以上的黄金和稀世珍宝，足够他挥霍到死。

他决定向英军指挥官史密斯行贿，把一件价值30万美元的黄金“椰子”饰品奉送。没想到史密斯表面上答应考虑考虑，实际上连夜给中国政府发报，询问为何至今没有逮捕板垣。

蒋介石接到史密斯电报，感到这是一个失误，怎么把这个欠下中国人民累累血债的家伙给忘掉了，立即命令有关方面整理了一份板垣对中国犯下战争罪行的材料，指派专人飞赴东京，向盟军总部提出逮捕板垣的要求。

1948年12月23日凌晨零点2分，板垣被吊上绞架，零点32分30秒宣布死亡。

下一个被押上绞刑架的是南京大屠杀的主犯松井石根。面无人色的他被两名宪兵扶在行刑前坐的靠椅上。绞索套上了他的脖子，他的喘气立时粗起来。两分十一秒后，松井石根终于断气。

额头上冒着虚汗被押上刑场的日本前内阁首相、外相广田弘毅显得十分苍老。对国际军事法庭的死刑判决，他无话可说。

广田是发动“七·七”事变、全面进行侵华战争的主谋者之一。他配合日本的军事进攻，为占领全中国，进行了积极的外交活动。广田提出的所谓和平谈判，实质上是灭亡中国的另一种手段。

广田的双腿在颤抖着。踏板开启了，颤抖的广田落入无尽的黑暗之中，他的腿像放了血的鸡似的，死命蹬了几下，就咽了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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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算法西斯军国主义分子罪行的行动很快开始了。1945年9月11日，盟国占领军总部下达了逮捕战犯的“第1号令”，利剑锋芒直指日本法西斯头号恶魔东条英机。

东条英机1884年出生在日本东京一个军阀家庭，父亲东条英教是岩手县的一名武士之后，早年毕业于陆军大学，后晋升为陆军中将。在军阀父亲的熏陶下，东条英机从小就尚武好斗，15岁便穿上军装进入东京陆军地方幼年学校学习。

1915年，东条英机从陆军大学毕业后进入军界，历任驻德大使馆武官、陆军省军务局课长、关东军宪兵司令、关东军参谋长、陆军次官等职，1941年晋升为陆军大将，同年10月出任内阁首相。

东条英机担任首相不久，便悍然制造“珍珠港事件”，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并命令日军进攻东南亚，连克马来亚、菲律宾、香港、新加坡、缅甸等地，东南亚1亿5千万人口，33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尽置于日军铁蹄****之下。

为了欺骗日本人民和国际舆论，东条英机将这场血腥的侵略战争美化为“大东亚圣战”，并在进行侵略战争的同时，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将日本的法西斯独裁体制推向登峰造极的地步。

然而好梦不长，1942年6月中途岛海战，日本海军遭受惨重失败。随后美军在太平洋战场转入全面反攻，日军在瓜达尔卡纳尔岛、阿图岛、所罗门群岛、马绍尔群岛等战役中节节败退。

到1944年6月塞班岛战役日军再次遭受惨败，东条内阁陷入了四面楚歌之中。在日本国内上上下下一片谴责声中，东条英机不得不于1944年7月黯然辞去内阁首相职务。

日本投降前后，东条英机虽已赋闲在家，却非常关心时局的发展。一天，女婿古贺少佐匆匆赶来，向他谈起日本正在发生的紧急事态，东条英机显得很激愤地说：

“接受《波茨坦公告》?这是帝国历史上从未有过之事，大日本帝国不就完了吗?”接着他又突然提高声调，歇斯底里地说：“我没有错，大东亚战争是正义的!”

古贺劝岳父不要激动，要保护好身体。接着向他报告一些青年军官准备包围皇宫，隔断主和派，然后力谏天皇改变主意……

东条英机满意地点了点头说：

“铃木、东乡都是‘巴多格利奥’式的人物，他们出卖了我们。”接着又意味深长地说：“帝国的未来全靠你们了，你们年青，要负起帝国未来的重任……”

然而，事态并没有朝着东条英机所希望的方向发展。8月28日同盟国占领军进驻日本，东条英机预感到末日的来临。他叫夫人胜子抓紧时间帮他把公文、书信和日记都清理好，又派人把住在对面的铃木医生请来，请铃木医生帮他确定好心脏的部位，并在上面画好一个圆圈。

惩办邪恶的正义之剑终于出鞘了。

1945年9月11日下午4时，盟军克劳斯少校率美国宪兵赶到世田谷东条英机寓所，门外已等候着一大批新闻记者，大家随着美军拥入院内。

木屋二楼的木窗突然打开了，东条英机出现在窗前，宽阔的前额已失去昔日的光泽，皱纹像藤蔓爬满了脸庞，一个多月时间，他显得瘦削、苍老多了。毕竟是日本帝国的“大人物”，他镇静地扫视一下人群，然后强装微笑着问：

“你们来敝处有何贵干?”

克劳斯通过翻译说：

“你就是东条大将吧?我们奉麦克阿瑟将军之命，请你到盟军总司令部报到。”

东条英机浑身微微一颤，仿佛脚下的楼板突然坍塌下去，但随即就镇定下来，不慌不忙地说：

“你带有公文吗?让我看看。”

克劳斯掏出逮捕令把手一扬：

“请你打开门，我把文件让你仔细看清。”

预料的时间终于来临了，东条英机脸孔痛苦地抽搐了一下，随之高声说：

“我就是东条英机，没有政府的命令我不与任何人见面!”

说完，啪的一声猛然关上了窗户。

克劳斯立即带人朝大门跑去，这时楼房内突然传来一声清脆的枪响，克劳斯大吃一惊，喊了声“糟糕!”便率领宪兵迅速撞开大门，登上二楼，又猛力踢开了书房的房门。

房内的场面令众人大吃一惊：东条英机穿着短袖运动衫，黄军裤，足套长筒皮靴，双腿交叉仰躺在书桌前的摇椅上，左胸下方涌出殷红的鲜血，那里正是铃木医生为他用木炭画好的心脏部位。

看见美军宪兵冲进来，东条英机的手颤动了一下，一把漂亮的小手枪从他手中无力地跌落到地板上。

克劳斯迅速环视了一下书房，只见书桌上摆着东条英机的著作《战阵训》，旁边是一听快要抽完的香烟，烟灰缸里堆着满满的烟蒂。半截香烟在缸沿上，还残留着缕缕青烟，仿佛在诉说着这个恶魔末日的痛苦和沉重。

东条英机微闭双眼，脸色痛苦，呼吸急促，断断续续地****着：

“水……水……”

一名日本记者迅速将水端到他唇边，东条英机已处于半昏迷状态，只是嘴里喃喃地说着：

“我………没有……错，大……东亚战……争是正……义的……”

美军的救护车很快赶到，将东条英机送往代代木野营帐篷内，经过紧张抢救后，转送到横滨野战医院。

一个月以后，东条英机伤势有了明显的好转。

他没有死，上帝留着他接受历史的审判。

东条英机被捕拉开了驻日盟军惩治日本战犯的序幕。每天，美军宪兵和汽车在东京街头匆忙地奔驰着，把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的头面人物，一一“请”进了监狱。

继东条英机之后，美国最关注的对发动太平洋战争负有重大责任的东条内阁成员岸信介等39人，全部被捕。只有厚生大臣小泉亲彦剖腹自杀，文部大臣桥田邦彦服毒身亡。

11月19日，原陆军大臣荒木贞夫、原首相小矶国昭、原外务大臣松冈洋右等11人被逮捕;到12月又有皇族梨本宫守正、原首相平沼骐一郎、广田弘毅等59人归于法网。

“南京大屠杀”首犯松井石根是1945年9月19日被捕的，松井石根被捕之前一个星期，还大言不惭地对美联社记者说：

“至于敝人，二次大战期间虽曾奉命出任上海派遣军和华中方面军负责长官，指挥过淞沪会战和南京会战，但根据《波茨坦公告》精神，这不能视为犯了‘战争罪行’，因此，敝人问心无愧。”

这个“问心无愧”的恶魔，后来经过法庭审判，却因罪行累累而被处以极刑。

前首相平沼骐一郎被捕时，装着委屈的样子说：“人们都说我是日本法西斯主义的领导人，其实我是绝对反对法西斯主义和纳粹的。”

曾经极力鼓吹日本对外扩张侵略，张牙舞爪不可一世，并亲自率团赴柏林，与德国、意大利签订《日德意三国同盟条约》的近卫内阁外相松冈洋右，被捕时却是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要把我带到巢鸭监狱去，可我现在全身硬化，怕是一步也走不动了，我66岁，已经不行了。”

而东条内阁的海相，东条英机对外侵略扩张的得力爪牙海军大将岛田繁太郎，归案时又是另一副截然不同的样子。

岛田繁太郎在美军宪兵到达以后，还从从容容地吃完在家中的最后一顿饭，然后换上一套崭新的海军军服走了出来，那情景好像不是去蹲监狱，而是要去参加一次庆典大会。

甲级战犯：东条英机忽悠日本全面侵华始末

1937年6月1日，日本近卫文?上台组阁。

近卫文?实际上是受到在政界握有实际领导权的军部的支持。近卫文?的上台，对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而言，无疑是一件盼望已久的大好事。

近卫文?任首相后，首先对内阁进行了改组。他认为，要想借助处理事变的机会永远树立重视东亚地区的国策，就必须加强内阁力量，具体实现举国一致和真正的军、政一元化。这就必须加强陆军在军部的地位。

这与日本军部的想法是完全相符合的。昭和13年(1938年)5月26日，军部电令东条英机中将自中国东北飞回东京羽田机场。

5月30日，正式任命东条英机担任陆军次官，成为6月2日被任命为新任陆相的板垣中将的助手。

坂垣征四郎与东条英机同是岩手县人，他陆军士官学校第十六期步兵科毕业生，比东条英机高一届。他也读过陆军大学，毕业后即被派往中国东北。

后来任参谋本部部员，“九·一八”事变时任关东军高级参谋。再往后他还担任过奉天特务机关长，满洲国军政部顾问、关东军参谋长等职。“七·七”事变时，任师团长，所率部队是关东军的精锐，也是屠杀中国人民的恶魔。

坂垣征四郎和东条英机两人是莫逆之交，而且都是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他们一同执掌当时日本的陆军军政，只会给日本政府带来更加鲜明的军国主义色彩，而军部的对外扩张，则更可肆无忌惮了。

6月18日，东条英机受命兼任陆军航空本部部长。无论是陆军次官还是陆军航空部长，都是特别重要而繁忙的工作。东条英机当时可谓非常卖力，拼命地工作。

1937年6月9日。

夏季的日子，即使在塞外也让人感受到天气的燥热，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的窗子全都敞开着，以便透入几丝凉风。

参谋长东条英机背着手在习惯地踱步，司令官植田谦吉坐在靠背椅上猛吸着香烟。当东条又一次走到军用地图前时，停了下来，慢慢拿起军用红蓝铅笔，把中国东北地区用一个红圈圈了起来，接着又向华北方向画了三个粗粗的红箭头，随后又向前苏联的西伯利亚地区画了三个蓝箭头。

东条的举动把司令官植田谦吉的注意力吸引到了地图上，他摁灭了手中的香烟，起身来到地图前，眼睛盯着东条英机，说道：“参谋长，谈谈你的想法。”

东条英机手中的铅笔再次指向地图，说道：

“司令官阁下，满洲事变后，我们占领了中国东北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虽在名义上支持溥仪成立了‘满洲国’，但实际上东北成了我们的殖民地。

1933年1月3日，我军又攻占了华北战略要地山海关。3月4日占领热河省会承德，继而向长城各口大举进攻，东迫喜峰口、冷口、西攻古北口、南下罗文峪。

国民党被迫与我签订《塘沽协定》。这样，我们打开了整个华北的门户。1935年7月签订的《何梅协定》，又使我们控制了中国河北和察哈尔的大部分主权，争取了在华北的主动权。

同时，我们策划的‘华北五省自治运动’虽未成功，但是殷汝耕在河北通县成立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和内蒙古德王组织的‘内蒙自治军政府”都对我们扩展势力极为有利。

再者，英美对我侵华行为尚采取观望态度，苏联无暇东顾，中国国内国、共两党尚未正式合作。”说到这里，东条英机稍加停顿，看到司令官植田谦吉在聚精会神地听着他的长篇宏论。于是又继续说道：

“司令官阁下，我的意思是，此时是我们征服中国的天赐良机。我认为应把我们的设想报告大本营。”

植田谦吉既钦佩东条的精辟分析，又为他的胆识和雄心所折服。说道：“先按你的想法，写一个详细报告，向大本营提出全面出兵中国的建议。”

东条英机在当天即写好了给大本营的报告，并反复强调：“从准备对苏作战的观点来观察中国目前的形势，我们深信：如为我武力所许，首先对南京政权加以打击，征服中国，除去我们背后的威胁，此最为上策。”

近卫上台不久，即电令日本关东军司令、中国驻屯军司令和驻华大使，要他们为达到扩大《塘沽协定》的范围、扩大冀东伪组织，驱逐中国29军出华北这三个目的，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

“中国驻屯军”司令官于6月20日上午接到命令，21日便在司令部召开秘密会议。内容是：(一)速派重兵向平津铁路线作实弹演习，一面向附近居民示威，一面向29军挑战。

(二)向天津29军负责长官提出强硬要求：撤退冀察29军;厉行防共，取缔排日;实行中日经济提携。会后，责令参谋长桥本群拟订具体实施方案。

桥本群为了掌握中国方面的情报，6月22日亲自找来冀察政府委员会“招聘”的日本顾问，详细询问了情况。

五天后，日本军界发布机密命令，令在冀察政务委员会中任建议委员的日本顾问宋谷猛雄，限他三天内把北平至大名间军用公路地图取来。

日本参谋本部参谋及军事顾问在丰台、卢沟桥、长辛店一带频繁视察地形。与此同时，加紧调兵遣将：华北军猛增至16000人;

冀东伪政府奉日军之命赶修飞机场;日本海军第3舰队在中国渤海海面游弋。

7月，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命令牟田口部队由天津至北平铁路沿线开始进行实弹演习。至此，日军做好了发动侵略战争的各种准备，正待机寻衅，挑起战争。

日本的步步进逼，使华北的形势日益动荡。当时驻在河北、察哈尔两省和平津两市的国民党部队是第29军。

军长宋哲元，山东乐陵人，原是冯玉祥的部下。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着名的“北平政变”后，脱离了直系军阀，将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2集团军，宋哲元历任第四方面军总指挥、第29军军长、察哈尔省主席、平津卫戍司令。此时，他又兼任冀察政府委员会委员长。

可以说，宋哲元是华北执掌实权的军政首脑。对于日本的步步进逼，他持一种矛盾的态度，既有妥协的一面，又在许多问题上有着不妥协的成分。

此时，全国正在兴起抗日怒潮，何况29军曾在喜峰口抗击日寇，誉满国内外，全国上下希望29军能奋起抗战，拯救民族危机。再者，29军士兵的抗日情绪日益高涨。

在1936年11月7日和11月12日，先后在红山口和固安与日军举行对抗性演习，毫不示弱，表现了?I卫主权和领土的信心与勇气。

鉴于这种情况，宋哲元在1937年4、5月间召集幕僚研究对日政策，并密切注视着形势的发展。

卢沟桥的炮声，宛如天空中的惊雷，震醒了熟睡中的东方雄狮，雄狮已开始怒吼。

事变爆发的第二天，中共中央便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庄严的号召：

“全国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我们要求立即给进攻的日军以坚决的反攻，并立即准备应付新的大事变。全国上下应该立即放弃任何与日寇和平苟安的希望与估计。

我们的口号是：武装保卫平津，保卫华北!不让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寸土!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驱逐日寇出中国!”

同日，毛泽东、朱德、贺龙、刘伯承、徐向前、林彪、叶剑英等代表红军全体指战员，给蒋介石发去急电，要求蒋介石本着“御侮抗战之旨，实行全国总动员，保卫平津，保卫华北，收复失地。”

并表示我红军将领“以抗日救国为职志，枕戈待旦，请缨杀敌，已非一日，当此华北危急存亡之紧要关头，敢请我国民政府，速调大军增援河北英勇抗战之29军，我全体红军，愿即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并请授命抗日前锋，与日寇决一死战”。

抗日的激流又一次把蒋介石推到了前台。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他于1937年7月17日在庐山发表了谈话，宣布准备抗日的方针。

“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的卢沟桥，如果卢沟桥可以任人强占，那么我们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与军事重镇的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

今日的北平若果变成昔日的沈阳，今日的冀察亦将成为昔日的东北三省;北平若果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

所以卢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整个国家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

蒋介石表示，一旦到了最后关头，就“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要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

“如果放弃了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在最后关头，“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唯有‘牺牲到底’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胜利，若是彷徨不定，妄图苟安，便会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