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何以必胜？日本人在关键时候横插了一脚

核心提示：这样的根据地由原来的一个陕甘宁边区，变成了抗战胜利时的19个，皆由原国民政府统辖地转变而来，日军占领成为这种转变的桥梁、枢纽。所以，毛泽东充分肯定日本“帮了我们的大忙”。这是他真情的流露，不是一时的即兴之言，也不是表演幽默。

本文摘自：《文汇读书周报》，作者：陈铁健，原题：《<“中间地带”的革命>告诉你：中共何以必胜?》

《“中间地带”的革命——国际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初版于1991年，去年夏天修订再版。这是杨奎松众多名著中最重要的代表作。

该书之所以有分量，诚如作者自云：它是“到目前为止唯一比较系统地反映了我对革命年代中共成长发展经过及其主要原因的看法的一本书”。“它比较完整和系统地讲述了中共夺取政权的决策过程和影响其决策的种种复杂的内外因素的作用”。“中共革命的成功和新中国的由来，其实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得益于整个世界大环境……特别是对于正在崛起中的毛泽东来说，还离不开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日本入侵的影响。

否则的话，接连遭遇了1927年和1934年惨重失败的中共，何以能由极度弱小而一步步壮大?原本足够强大并且统一了中国的国民党，何以会一步步削弱、瓦解，以至于无法适应战后的新形势、新条件，最终竟被中共所推翻?”结论已然呼之欲出。

出于革命的功利主义，顺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形势，毛泽东“中间地带”论并无多大理论色彩，而在于强调中国独立于美苏两国之间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利用两国之间的矛盾冲突，周旋于两国政策的缝隙之间，有利则顺势发挥，不利则巧为应付，以实现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目标。当然，革命胜利后不得不向苏联“一边倒”，但毛泽东心中的革命功利主义却始终未变。

书中举例，毛泽东从1946年4月22日开始精读列宁《国家与革命》一书，在“阶级社会与国家”一章，他几乎在每一句话旁边都画上杠杠。对讲暴力革命之处，杠杠尤粗。在“革命”、“消灭”这些词旁，甚至画两条粗杠。作者指出，“毛泽东所信奉的意识形态完全是从苏联来的”。中苏之间即使存在分歧，“他也仍旧会把两者间的关系看成是同志加兄弟的关系，甚至看成是父亲与儿子的关系”。1960年代，中苏两党关系恶化后，中苏两国冲突不断，从打口水战到刀兵相见，即使如此，毛泽东治国治党治民理念中的“革命”、“消灭”观丝毫未减，依然是列宁主义的忠实信徒。

该书的深刻见解，都建立在确凿的论据和真实的数据之上。例如，1945年10月，东北局电告中共中央：苏军允许在一个月内向中共军队提供步枪30万支、机枪100挺、大炮15门。这仅仅是个前头。1947年苏联向东北、华北中共军队提供15100万卢布的援助，1948年增至33540万卢布，1949年更增至42060万卢布，各类武器装备源源不断地交付中共东北、华北部队，足以装备几十万大军。这哪里是“小米加步枪”，而是“大炮加机枪”了。

至于第二次大战前日本入侵中国的因素，毛泽东在1950年代接见来华访问的日本客人时，说得非常明白。他说：“事实上，日本帝国主义当了我们的好教员：第一，它削弱了蒋介石;第二，我们发展了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和军队。在抗战前，我们的军队曾达到过三十万，由于我们自己犯了错误，减少到两万多。在八年抗战中间，我们军队发展到了一百二十万。

你看，日本不是帮了我们的大忙?”(引自《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535页)据抗日战争史专家张振?教授解析，日军在国民党正面战场一次次发起进攻，一次次打败中国政府军，一次次扩大占领地，也就一次次“削弱了蒋介石”。日军占领中国广大地区往往占领而不稳，不能完全占领，甚至完全不能占领。

这就给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提供了有利的活动空间，他们深入敌后各地，动员、组织群众参与对敌斗争;开展游击战，开辟敌后战场;骚扰敌人，打击敌人，清除敌伪势力;壮大自己，扩充自己，把游击区变为抗战根据地。这就“发展了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和军队”。这样的根据地由原来的一个陕甘宁边区，变成了抗战胜利时的19个，皆由原国民政府统辖地转变而来，日军占领成为这种转变的桥梁、枢纽。

所以，毛泽东充分肯定日本“帮了我们的大忙”。这是他真情的流露，不是一时的即兴之言，也不是表演幽默。(见《“感谢”就是感谢》，《抗日战争研究》2009年第四期，作者张振?)作者再版序云：“这本书讲述的一切，可以让读者了解，历史上那些成功者实在太幸运了。……如果作为后来者的政治家们不能清醒地认识这一点，以为过去的一切成功都纯粹是因为某个伟大的人物坚持了某种至高无上的理念或原则，那就大错特错，并且可能酿成历史的悲剧了。”晚年毛泽东的悲剧，正是这样的“大错特错”酿成的。

中共建国后优待并释放千名极恶日本战犯

1950年7月18日，一辆特殊的国际列车从苏联边境驶向中国，列车上有969名日本战犯。

他们都是1945年苏联攻打东北以后俘虏的日本高级军官。经过审问，没有什么罪行的 日本军官已经遣送回日本，而这些沾满中国人鲜血的日本战犯，老毛子作为中苏友谊的产物，无偿交给中国人处置。

这些战犯是从乙等战犯到丙等战犯，他们在车上还不知道苏联把他们送往中国，因为苏联人骗他们说，可能把他们遣送回国。

结果这些人到了东北，被解放军押解进抚顺战犯管理所以后。他们看到战犯二个字大多说当场就大叫大闹起来。

这些人非常清楚，“战犯”与“战俘”不同。“战俘”迟早会被遣返回国，而“战犯”则要接受战争审判，承担战争罪责。

之前，号称民主宽容的美国，澳大利亚，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都毫不客气的各自处置了几百名乙级或丙级日本战犯，其中许多人被判死刑，当场处死。

这些日本战犯没有一个不是沾满中国人的鲜血，他们的罪恶比起在菲律宾，马来西亚的日本军人要严重十倍。他们知道自己很难逃得一死。

在他们之前，还有140名在中国捕获的日本战犯已经被关押起来。

按照一般规矩来说，这些人中至少有三分之一应该当场处死(凌迟都算轻的)或者无期徒刑。

但是最终的结果呢?

一、日本战犯罪大恶极

根据调查结果，在抚顺管理所监禁的969名日本战犯杀害的平民和抗日联军，不仅数量多，而且其手段也更恶毒。为证实战犯们坦白的罪行，进行的实地取证结果表明，日本战犯的罪行包括杀人后吃人肝、脑浆等等，真是令人发指。

以下是随便找个几个，全部罪恶至少要写五六万字

1。抚顺战犯管理所的一名炊事员在院里正巧碰上了曾杀害过他父母兄弟的仇敌。有一名日本战犯在操场被两名炊事员截住了。其中一人指着他喊道：“你给我站住，今天是我报仇的日子。”二人上去准备把这个日本人当场打死，结果刚打了几拳就被正路过的一名护士拦住了。这名战犯站挨了打却不敢还手。不一会儿，翻译走过来向他说明了刚才炊事员为什么冲着他发火。他听了之后，吓得脸色苍白。

那是10年前，即1942年夏天发生的事情。当时担任日军第59师第111大队分队长的他领着部下到山东一个农村，强行要求农民们交新割的小麦。日军已多次掠夺过，农民手里已无小麦可交了。他看农民们谁也不开口，下令把全村老少全部赶到村东头池塘边，枪杀后把尸体抛进池塘中。那时管理所的炊事员才10岁。当时他一家人全都被杀，他是躲在墙脚下才幸免于难。他亲眼目睹了父母死在日军刺刀下，还看见小姐姐被日军强奸后被刺刀捅死的惨况。他牢牢地记住了那个日军分队长凶恶的脸。他记住的那个杀人恶魔就是眼前的日本战犯。

2。战犯永富博在扫荡中，竟把刺刀插进村民的口中，刺穿喉咙、割下村民的舌头、敲掉他的全部牙齿，然后用石头砸开其脑袋的。

3。战犯 大河原孝一回忆：我在山东作战时，直接杀害过手无寸铁的农民，我永远也不能忘，他是一个强壮的人，一个很好的人，杀他没有理由，就是命令，旁边还有很多比我年轻的士兵，我不能表示软弱。那个人一定有家庭、有孩子，但是我不知道。

4。战犯绵贯好男说：大概是在1945年2月，在中国的南方，我们把中国人，主要是农民，大约3万人集中在一起捆绑起来，每个士兵分配八九个中国人杀死。这是我经历的最残酷的一次，情景惨不忍睹，那是3万人啊。

5。战犯 藤田茂，日本陆军第59师团长，是35名将级日本战犯之一，他命令部下以活人作“刺杀活靶”进行“试胆训练” ，理由是“不叫士兵刺杀活人，看看鲜血，胆量是壮不起来的”。

4 of 9这些还是中低层军官的行为。高级军官的罪恶更是无法用言语形容，但是他们屠杀的义勇军和抗联战士就有数十万人之多。至于残害致死的老百姓无法统计!

这些日军是披着人皮的一群野兽。许多证人讲述的日军犯下的罪行，使负责取证的工作人员增添了无比的仇恨。有些平时性格非常温和的人也 甚至要当场殴打这些混蛋，被同事制止。

这些战犯罪行之多，导致他们的卷宗，每个至少有一尺厚。经上级批准，工作团破例将卷宗交给战犯本人看，有问题和疑问可以提出来。郭春来说：“这些日本战犯以前随意杀戮中国人，对‘犯人’严刑拷打，现在我们审讯他们，完全靠事实和证据，别说毒打，就是一个巴掌也没有打。这样缜密的工作为审判成功奠定了基础。

相比起来，日本人对苏联人在二战中没有什么大罪。他们早期在外蒙和苏联作战还是惨败告终，后期还和苏联签订了中立条约，在苏联最危险的时候也没有进攻它。

但是，苏联把俘虏的六十万日本关东军全部武装押往西伯利亚严寒地带强制劳动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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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没有丝毫立功表现

可以说，这些人的行为连个及格都算不上。

刚进看守所的时候，他们就扯下贴在墙上的《管理条例》，用脚践踏，高唱日本军歌。

之后，他们经常的在监号内大喊“天皇万岁” 。还有人拒绝吃一般的粮食，要求吃好粮食，不给他们就故意浪费粮食。至于政治课日本人极为反感，拒绝参加，有些人甚至为不听教导用筷子捅聋自己的耳朵。

进看守所的时候没有一个战犯认罪!后来少数人为了争取早日释放曾经装出一些积极，这和伪满的战犯都差不多。

他们中的大部分人直到被释放，也不认为自己的罪犯。而是把所有罪恶都推给战争。

相比起来，在苏联西伯利亚的日本关东军在泥炭开采场，木材场等重体力工作，他们干活非常卖力，从不偷懒。

为苏联的初期建设起到一定贡献。

三、莫名其妙的优待

周恩来总理专门做出了认真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教化的指示。根据指示要点，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同志们将其进一步细化为：要把战犯改造活，不是改造死;要严加管理，但要尊重每个人的人格，绝不能殴打、谩骂和侮辱;

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这个抚顺看守所就是日本人建立的，内设绞人场、停尸房，3000平方米的运动场就是由杀人场改建的，能关押1200人左右。在这里面摧残屠杀过大量的中国抗日勇士，而且手段极为发指。

1944年10月，日本特务机关在北京长辛店工厂抓到一批共产党嫌疑犯，抓到后一律灌辣椒水，坐老虎凳，放狼狗撕咬。后来这批人被押送到石家庄监狱，因为有人想逃跑，所以把他们300多人都剥去上衣，反绑双手，由40多日本兵动手，一次就砍去180多人的头颅。然后把这些头颅挂在监狱中电线杆子上、厕所里、食堂里、大门边、通道上、牢房里，让别的中国犯人天天看着。

在联席会上听北平沙滩北京大学红楼的日本宪兵队队长介绍，他们抓到抗日分子后，煮一大锅开水，前面放一群狼狗咬，抗日分子后退，就要跌进煮着开水的大锅，不退，就要看着狼狗撕咬自己脚上腿上的肌肉……

长辛店宪兵队长吉田介绍，他练就一套杀中国人不眨眼的方法，他可以砍开人的胸腔取出心脏和胆。他把中国女青年头砍下来，放在锅里煮，把煮熟的肉掏净，把雪白的头骨放在桌子上当装饰品……

除了不能虐待以外，刚进来的时候曾经有一个战犯自杀未遂。看守所的所长居然为此受到中央的严厉批评，无语了!

除了打骂以外，生活上也受到优待。由于这些人已经被苏联人关在西伯利亚虐待了五年，普通身体瘦弱，都有疾病。

我们呢 那个年代的生活非常差，一般的中国老百姓和军人能吃到粗粮就不错了。但从一开始，管理所就给战犯们粗粮细粮搭配着吃。不过，战犯们还不满意，他们先是拒绝吃粗粮，然后发展到绝食。后来周总理下了指示，给战犯吃细粮，还要抓好营养工作。这样，我又多了一项工作给战犯当营养师。每天多少维生素，多少蛋白质，都要仔细搭配。

看上去十分瘦弱的前日本战犯绵贯好男只有48公斤重。他告诉记者，从西伯利亚到抚顺战犯管理所之后，短短半年时间，他的体重由53公斤猛增到63公斤。

公安部制定的战犯伙食标准分为三档，大灶每月15元，中灶20元，小灶30元，分别供应尉级以下、尉级、将校级战犯。即使在三年困难时期，管理所工作人员吃“瓜菜代”，战犯伙食标准也没有降低。1960年左右，管理所为操作方便，伙食标准统一为每人每月25元。

每月20多元的伙食标准是什么概念?”管教员崔仁杰对记者说，“就是鸡鸭鱼肉管够吃啊，那时候一斤大米一毛多，一斤猪肉不到三毛钱。困难时期我一个月肉票只有几两的定量，饿得脚都浮肿了，下班时路过厨房闻着香味扑鼻，肚子咕咕真受不了。

什么世道!这些畜生不杀就算了，还能这样。就算优待也不应该超过一般中国人水平!

据日本自己的历史记载,日本关东军一共在苏联服刑期间死了六万五千人.死亡原因主要是天冷,日本人吃的穿的又差.而且一天到晚做工.之所以死了这么几万人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国际大赦组织的原因，有些日军临时征召入伍(关东军在和苏联作战前曾经临时征召10万日本侨民)的老人和少年一年内就被遣送回国。可见死亡率是很高的.

四、全部无条件释放

整个调查取证工作结束后，首次确定的起诉对象是107名战犯，因为这些人罪大恶极。所以看守所方面虽然已经接到上面宽大处理的命令，但是其中70人被列入处立即极刑名单。

1955年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东北工作团谭政文检察长和孙明斋所长将起诉名单上报中央。

周恩来总理听取报告之后做了指示。他说：“我们处理日本战犯的原则是，一个人也不杀，一个人也不判无期徒刑，罪大恶极的人必须判刑的也要限制在极少数，这就是党中央的决定。”

1956年4月29日，管理所通过广播宣读了由毛泽东主席签发的主席令。当宣读主席令的金源少校读到“对于次要的或者悔罪表现较好的日本犯罪分子，可以从宽处理，免予起诉”，“处刑的罪犯在服刑期间如果表现良好，可以提前释放”时，战犯们激动地欢呼雀跃起来。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在1062名日本战犯(共关押1109人，关押期间死亡47人)中，中国政府决定仅对其中部分犯有严重罪行的战犯进行起诉，对次要和一般战犯不予起诉，宽大处理。此后，最高人民检察院先后分3批对关押的1017名罪行较轻、悔罪较好的日本战犯宣布宽大处理，不予起诉，立即释放回国。

1956年4月25日，中国给苏联一份关于处理日本战犯问题的备忘录，其中有这样的记载：“中国关押的日本战争犯罪分子共有1109人，其中969人是苏联政府在1950年7月移交给中国政府的，其余140人是由中国政府逮捕的。这1109人中间，历年来先后病死了46人，当时关押的实际人数是1063人。”

关于中国放弃起诉日本战犯的原因，这份备忘录中有清楚的解释：“考虑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已经10年，中日两国所处的地位已经有了重大变化，中国政府现在决定在近期内根据宽大方针，处理这批日本战争犯罪分子。”

中国政府认为在目前国际形势情况下，采取宽大处理的方针，将有助于中日关系正常化和推动国际形势更加走向缓和。

五、除了高层没有人接受

1955年在接受周恩来指使以后，谭政文检察长和孙明斋所长返回抚顺后，召开检察院东北工作团和抚顺战犯管理所全体工作人员共900余人参加的大会，会上传达了党中央的决定和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宣布党中央决定对日本战犯一个也不判死刑后，会场内一片哗然，有的人当即站起来，严厉要求党中央立刻改变决定。不仅一般干部战士不能接受，就连一些高层领导干部也想不通。

由于几乎是一致反对， 谭政文检察长带着工作人员的意见，再次进京向周恩来总理反映干部群众提出的种种意见，并提议中央改变处理日本战犯的决定。

周恩来总理听了谭政文检察长的汇报之后沉思片刻。他说：理解干部和群众们的心情，但是党中央的决定是不能更改的。

之后，中共方面向全世界发表声明。

谭政文检察长回到抚顺后，召开全体干部大会，传达了周恩来总理的这一指示。但是多数干部仍然不能接受党中央的决定，不过党中央的仍然必须无条件执行。

而一般的战士仍然不服气，“我们含着泪工作，瞅着他们吃的饭菜心里很气愤。”齐亨隆老人当时负责战犯伙食的采购。

没有宣布无条件释放的时候， 厨房最多时有十几个炊事员，工作人员大都不理解为何如此优待日本战犯，对于将来如何处理他们也都心里没数，有人一边做饭一边猜测“喂得胖胖的将来枪毙的时候才够劲”。

六、所有战犯财产归还

离开战犯管理所时，战犯们交给管理所保管的私人物品，大到金银玉翠、小到半截火石，总共98042件，一件不少，无一损坏。就连被战犯丢弃的一颗废金牙套，也归还本人。

苏联人呢?

1945年11月，第一批5000名关东军战俘被苏军专列押送至坦波夫市。苏联市民用把他们抢了个精光，女市民多尔格娃回忆说：“我们在车站等了好几天，日 本人刚下火车，来到站台，所有人立即向他们扑去，抢夺东西，一会儿，他们就只剩下裤子了。”日军战俘投降之后准备前往俄罗斯时，随身大包小包带了许多好东西，如轻飘飘的毛垫、枕头、几身换洗的睡衣、暖和的棉袄棉裤、新奇的彩照、画笔、颜料等，甚至还带了许多包做米饭用的调料，全部被抢光。

苏联押车的士兵看到这些场面不但不阻止，还哈哈大笑。

结尾语，其实中共处于地缘政治考虑。希望通过释放战犯，缓和和日本的关系。同时博得仍然控制日本的右翼的赞赏和支持，来抑制美苏在东亚的霸权。以上这些都没有错，关键在于手段有很多种。该杀的还是要杀，该放的放。

日本民族历史个人也颇有一些研究，这个民族眼中只有强者，你所有的委曲求全在其眼中都是弱者的行为，不会打动他的。

你看看现在日本右翼的猖獗，我们难道没有责任吗?

当年1000个战犯的卷宗呢，为什么不能解密公开，让日本青年搞清楚真相。

我们对待日本人优待，对待汉奸和国民党中小战犯又是如此残忍?

外残内忍要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