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首晒红包治理清单 专家建议将收受红包入刑

　　中央首晒“红包”治理清单

　　10万余人主动上交“红包”及购物卡、涉及金额5.2亿元，查处2550人，涉及金额2.5亿元。

　　日前，在持续一年多、正进入收尾阶段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一张中央首次晒出的“红包”整治清单引发关注。

　　有专家称，这张清单意义深远，意味着年初中纪委工作报告中提出的反腐新路径——将治理收送红包礼金作为重点，已经落实并取得初步成效。中央党校党建部教授蔡志强说，“红包”和购物卡一直被视为灰色收入，处于腐败与人情的“暧昧”地带。这是一种范围很广、影响恶劣的腐败行为。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对此有针对性地开展整治，从根子上寻求解决之道，在社会心理和一些制度难以覆盖的方面形成有效之策。

　　一些主动上交“红包”礼金的干部说：“现在看来，过去那些被当作‘人情’的小钱，以后都会跟腐败挂上钩，不敢再随便收了。”

　　官场“意思意思”积累

　　5亿元“红包”

　　梳理这份成绩单，从被通报的部门来看，金融、医疗、能源等监管部门，以及部分地方领导班子人员频频涉事，“实权”部门及“实权”岗位成为红包腐败的高发区。

　　从金额看，各地平均上交的“红包”从几百元到数万元不等：在浙江省，7000余人上交“红包”3300万元，人均近5000元；天津市披露的数据表明，370人上交10万余元“红包”，人均不到300元。

　　“没有权力的人不会收到红包，红包首先是对权力的靠近和腐蚀。”中央党校研究室教授辛鸣认为，长期以来，这种官场潜规则一度登堂入室，领“红包”办事成了“明规则”。

　　“红包”都是用来干什么的？

　　在党的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中央纪委负责人就曾表示，重点纠正领导干部利用婚丧喜庆、乔迁履新、就医出国等名义，收受下属以及有利害关系单位和个人的礼金行为，是2014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主要任务之一。

　　“掌握审批权、有权对稀缺资源进行分配的部门，往往有收受红包和购物卡的腐败风险。一些人把收送红包当做人情‘润滑剂’，结果是搞坏了党风，形成不良风气和社会文化，形成极其恶劣的社会毒瘤。”蔡志强说。

　　被通报的案例可归纳为以下几种类型：

　　——“保护费型”。比如，广东省鹤山市委一常委曾“带队”拿“红包”。2013年初，鹤山市委常委梁某带领鹤山市政府办公室主任卢某等12名市直机关单位干部，接受某房地产开发商的宴请，并各收受该房地产开发商赠送的1万元红包。

　　——“蛀虫型”。上海市纪委通报，2010年7月至2013年12月间，在长达三年多的时间内，浦东新区金融服务局以“会务费”等名义虚列支出，实际将公款用于购买购物卡和接待等，严重违反财经纪律。

　　——“借机敛财型”。天津市纪委通报，其下属郊县干部杨某借女儿结婚之机，收受同事、朋友礼金8.9万元。被纪检部门勒令一一退还。

　　据了解，除了上述通报的案例，事实上，近来，在反腐高压下，“红包”新伎俩层出不穷。“包括‘微信红包’在内，一些新的腐败载体隐蔽性更强，已经成为纪检部门打击的新焦点。”中国社科院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高波说。

　　记者采访了解到，一些储值购物卡仍在国庆期间公开销售。记者在北京各大商场的门口仍看到，不时有人向顾客收购各种礼品卡获利，他们的目标客户通常是一些官员家属和国企员工。而网络上，可以作为“红包”奉送的各种礼品销售火暴。其中，亚马逊、淘宝等知名电商网站在各地超市、便利店发售各种面值千元上下的礼金卡，在网站上就能消费使用，甚至还可转账。

　　多位受访专家表示，治理“红包腐败”是反腐工作更见微知著、以小见大的具体体现。

　　在抓“小问题”做“大文章”的新共识下，各地纪委纷纷出台了更加细致并具有可操作性的规定。广东省纪委就发文进一步明确了收送“红包”违规情形：一是用公款赠送“红包”；二是收受管理或服务对象的“红包”；三是授意或委托特定关系人收送；四是多次收送“红包”。

　　对于这四种情形，一律将对当事人先免职再作处理。

　　此外，不少专家认为，将收受“红包”入刑也是解决问题的途径之一。(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