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阻挠中法建交内幕：特务赴台传授三条毒计

法国密使骗过中情局

20世纪60年代，随着新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日益增大，法国戴高乐政府决定抛弃败逃台湾的蒋介石集团，与新中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戴高乐心里很清楚，法国要与新中国建交，必须与台湾当局断绝外交关系。为使蒋介石心里有所准备，1963年秋，戴高乐通过法国驻台“大使馆”转给蒋介石一封信，谈了他对中国问题的看法，暗示法国可能要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

收到戴高乐的信后，蒋介石甚为震惊。他认为，法国是欧洲大国，如果与中共建交，西方各国和法语系国家有可能跟着变脸。为拉住法国，蒋介石一面下令驻法“大使馆”加强对法国上层人物的公关工作，一面亲自给戴高乐写信，畅叙两人的“友谊”，要求法方保持与“中华民国”的外交关系。但戴高乐已铁了心与新中国建交，没有理会蒋介石的信。为摸清中共领导人与法国建交的底线，并商谈建交的事宜，戴高乐制定了几套方案，由前总理埃德加·富尔带到中国磋商。

启程来华前，富尔声称他此次访问纯系私人性质，不代表官方，也没有任何使命。美国和蒋介石集团认为富尔在法国政坛影响很大，此次访华定有重要使命。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工也迅即行动起来，设法打探富尔的动态。由于中法双方保密工作做得十分到位，美国特务无法打探到富尔的行踪。

中法建交谈判激怒美国

1963年10月，富尔抵达北京，我外交部的人员与他进行了多次会谈。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还接见了富尔。经过数次商谈，中方将中法建交问题的原则意见《周恩来总理谈话要点》，交给富尔带回法国供其政府研究。富尔的成功访华更加坚定了戴高乐与新中国建交的决心。此后，两国在瑞士日内瓦就一些细节问题展开谈判，建交事宜基本达成一致。

1964年初，富尔借接受记者采访之机，公开向法国新闻界发表谈话，说台湾的蒋介石不能代表全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全中国的政府，法国应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富尔的言论，引起美国政府的强烈不满。美国国务卿腊斯克和助理国务卿哈里曼三番两次地约见法国驻美大使，要求法国政府不要与新中国建交。随后，美国国务院又给法国政府递交了照会，强烈反对法国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但戴高乐却丝毫不理会美国的照会，令美国政客们火冒三丈。

为阻止中法建交，美国决定双管齐下：一方面，通过外交渠道和舆论，继续给法国政府施压;另一方面派人劝说蒋介石不要马上宣布与法方断交，故意给戴高乐一个大难堪。

老特务亲赴台北搞阴谋

很快，助理国务卿哈里曼给原美国中央情报局副局长、曾长期担任中情局台湾情报站负责人的克莱恩发了一封急电，要他火速赶赴台湾，劝说蒋介石配合美国的对法政策。

克莱恩接到哈里曼的电报后，立即丢下手头工作赶往日本。在东京机场，专程到日本接克莱恩的美国驻台“大使馆”官员罗克夫告诉他：“这次派你去台北，主要是考虑你与蒋氏父子私交甚深，蒋氏父子能听进你的话。你有3项任务：第一，说服蒋氏父子即使法国宣布与中共建交，不要马上与法国断交，让法国政府在国际上承担应负的道义责任和多受谴责。蒋氏父子的个性及自尊心甚强，过去只要得知哪个国家与中共建交，马上就宣布与对方断交。这次如这样做就太便宜了法国。第二，劝蒋氏父子在与法国谈判断交时，力争法方在台保留外交机构和外交人员，给中共出一点难题。第三，防止法语国家一窝蜂地跟进与中国建交。”罗克夫还告诉克莱恩：“国务院对此事催得很急，希望你不要在东京停留，马上就去台湾。”

克莱恩抵达东京时已是夜幕低垂，当天再无飞往台北的班机，于是美国国务院特地派遣一架c-130军用运输机运送克莱恩去台湾。这足以说明，美国对阻挠中法建交是多么重视。

第二天凌晨，克莱恩到达台北。蒋经国也起了一个大早，特地赶到机场去迎接这位中情局特务头子。随后，蒋经国与克莱恩进行了秘密会谈。克莱恩将美国政府派他来台的目的告诉了蒋经国，要求蒋介石配合美国，不要急忙宣布与法方断交，以争取最好的结果。

会谈完毕，克莱恩在宾馆休息，蒋经国则到蒋介石那里汇报与克莱恩的会谈情况。面对美国的压力，蒋介石不得不做出了妥协。然而蒋氏父子对法国抛弃“中华民国”，心里是极不舒服的。那一段时间，蒋氏父子寝食难安，但又毫无办法，只能在心里指望美国能加大阻挠、破坏的力度，使中法建交胎死腹中。

然而历史没有按美蒋的愿望发展。1964年1月18日，中法两国在瑞士日内瓦正式签订了建交公报。1月27日，中法两国同时发表了建交公报。

蒋介石被迫宣布“断交”

当时，令许多观察家感到惊奇的是，中法宣布建交后，蒋介石集团只提抗议，并在报刊、广播电台上对法国政府及大陆共产党大肆进行谩骂、攻击，却一字不提与法国断绝外交关系。直到许久之后，人们才明白：蒋介石集团迟迟不宣布与法国断交，是美国在背后捣鬼和调度。

中法宣布建交后，台“外交部长”沈昌焕电告驻法“大使馆”，要求其“处变不惊，不屈不挠，守好馆产”。由于戴高乐不希望过于刺激蒋介石，故盼台湾当局冷静、低调、自动与法断交，并悄悄撤回驻法“使馆”人员，但由于美国在背后作梗，使戴高乐未能如愿。

蒋介石不宣布断交，也不撤馆走人，法方不得不撕破脸皮，采取硬办法了。2月10日，法国驻台“使馆”临时负责人萨拉德奉命会见台湾当局的“外交部长”沈昌焕，告知法国已与新中国建交，台湾方面的人员已无理由再留在巴黎。萨拉德还告诉沈昌焕，台湾驻法国“大使馆”的馆产，按惯例应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接管。

法国方面下了驱逐令，蒋介石感到无法拖下去了。为了保住“面子”，蒋介石不得不宣布与法国政府断绝外交关系。

法军警轰走台“外交官”

有趣的是，蒋介石集团虽然宣布了与法国断交，其“外交”人员根据美国的旨意，却迟迟不回台湾。法国政府对此很有意见，多次派人到台湾驻法“大使馆”催他们早日撤回台湾，以免影响新中国接收大使馆的工作。在法方的一再催促下，台湾驻法“大使馆”的人员才不得不逐步撤离巴黎。

台湾当局的外交人员大部分撤离后，仍留下脸皮甚厚的“文化参赞”陈垣看守馆舍。很显然，蒋介石集团不愿将“大使馆”交给新中国，想在最后关头给法国制造一点麻烦。台湾驻法“大使馆”地处繁华的巴黎市区乔治五世大道上，据说原是法国传奇女性茶花女的故居，外形高雅气派，里面豪华宽敞。台湾当局自然知道这处房产的价值，不愿将它交给新中国。他们的如意算盘是：留下人看守，将来再择机处理。

由于法国政府在与中国的建交公报中承诺在3个月内要互派大使，台湾当局的留守人员不撤出去，北京来的外交官就无法进入使馆。虽然法国官员屡次催陈垣离开使馆，但陈垣不听，赖着不走，并对法方人员出言不逊，声称此房屋的产权属“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无关。

法国外交部见陈垣蛮不讲理，决定采取强硬措施，派军警将躺在地上耍赖的陈垣强行抬出了馆外，并不准他再入馆内。不久，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法使馆正式建立。6月初，法国首任驻华大使西恩·佩耶也来到北京上任。这样，美国与蒋介石集团合演的一场闹剧落幕了。

中法建交，是上世纪60年代新中国外交工作的一个巨大胜利，也让美国封锁、扼杀新中国的政策彻底破了产。正如匈牙利著名政论家萨波伊斯特万所说的那样：“法国不管美国的公开威胁和抗议而承认人民中国，给了美国一记响亮的耳光。”

中美建交前，尼克松为何不接毛泽东的橄榄枝

在经历20多年的严重对峙后，中、美两国最高领导者毛泽东和尼克松权衡纷繁多变的国际局势，高瞻远瞩，毅然决定互通和谈信息，从而叩开中、美两国互为封闭的国门。中、美两国终于由冷战转为缓和，由对抗转为对话。毛泽东和尼克松是中、美国家关系正常化的开拓者和设计者。

尼克松：“无视中国是一个错误的政策”

20世纪50年代，朝鲜战争和台湾海峡危机爆发后，处于政治两极的中、美两国互为仇敌，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境地。十年过去了，情况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中国和苏联因党际关系而影响国家关系，昔日的兄弟友情，早已是离心离德，势若水火。美国因陷于越南战争的泥潭，在与苏联争霸的角逐中开始处于守势。在美、苏、中三国战略格局中，尼克松开始考虑改善对华关系。诚如美国著名学者麦克法考尔所说：“尼克松政府公开宣布不参与苏联强压中国的图谋，这是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安全与领土完整的一种心照不宣但极为重要的承认。北京不可能忽视如此重大的战略发展变化。”

此时，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财政开支累计可达2000亿美元，美国经济受到严重影响。美国已经出动全国近1/2的地面部队，1/5的空军力量，1/4的海军力量，动用了除原子弹以外的各种现代化武器。可是，越南战争并没能实现预期，相反，美国却付出死伤几十万官兵的惨重代价。于是，反战运动遍布美国的大小城市。美国朝野开始厌恶这场战争，正在寻求新的方法，争取尽快地和体面地从越南撤军。

几乎与此同时，苏联的军事工业正在迅猛地发展，其核力量已经追上美国，各类常规武器，得到大规模的扩充。尤为警觉的是，苏联海军力量的发展，早已超乎常态。它的远洋舰时常在地中海和各大洋游弋，公开地向美国的海上霸主地位挑战。

1969年，尼克松当选美国总统后，面对苏联争霸世界的挑战，认为美国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充当反对共产主义的国际宪兵，而必须采取战略收缩政策。他说：“越南战争是我接任总统后必须立即处理的最紧迫的外交问题。”而要妥善处理这一问题，中国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用尼克松的话说就是：“问题的关键不在河内，而在北京和莫斯科。”

中苏关系恶化后，苏联不断挑起边境事件，破坏边界现状，干扰中国边境居民的正常生产和生活，阻挠中国边防军的正常巡逻活动。勃列日涅夫上台后，更是变本加厉地推行反华政策。中苏边境上的苏联驻军，由10个师增加到54个师、100万军人，大有剑拔弩张之势。1964年10月15日至1969年3月15日，由苏联挑起的边境事件竟达4189起之多。

除开苏联的军事威胁外，美国在中国的近邻越南的战争仍在升级，并且还不时地侵犯中国领空，中国正处于“两面受敌”的困境之中，经济建设也因此受到严重干扰，全国的所有工作都不得不进入“时刻准备打仗”的备战状态。军费预算逐年递增，军队总兵力扩充到660万。国家大型企业实行“靠山、分散、进洞”的备战方针，半数以上的资金都已投入“大三线”的战略后方，整个国家都处于高度紧张的备战状态之中。

在此背景下，尼克松重新检讨对华政策，得出这样的结论：20年来，美国鼓吹孤立、封锁中国，非但没有奏效，反而在对华利益上蒙受巨大损失，美国再也不能无视新中国的存在。今天，中苏冲突日益加剧，在美国与苏联争霸的斗争中，中国已经成为可以借重的力量。

1969年2月1日，尼克松给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写了一个备忘录：“我们应该对下述一种态度给予一切鼓励，即本届政府正在试探重新与中国人接触的可能性。”尼克松还检讨说，美国“无视中国这个亚洲的主要国家，是一个错误的政策”。他说：“苏联是具有侵略性的一方，如果听任中国在一场中苏战争中被摧毁，那是不符合美国的利益的。”

1969年春，毛泽东委托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以召开座谈会的形式，研究国际形势和中国的国防战略。4位元帅共召开了23次座谈会，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出许多重要的报告。他们认为，苏联已经给我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了最大的威胁。陈毅还向周恩来汇报了一些“不合常规”的想法：主动提出举行中美部长级或更高级别会谈，协商解决中美之间的根本性问题和有关问题;立即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此前，中国俘获两名美国旅游者，他们因在香港乘救生艇而误入中国领海。周恩来亲自过问此事，指示立即释放这两名美国人。外国通讯社评述这一事件，是“中美两国心照不宣的一次微妙的对话”。

毛泽东期待着与尼克松的直接对话

早在1967年1月，尼克松在为《外交季刊》所写的文章中，就提到要与中国建立关系。不久，他又写了一个备忘录给基辛格，主张“我们竭力鼓励政府探索同中国人改善关系的可能性”。1969年2月下旬，尼克松访问法国，在和戴高乐总统谈到中国时，他说：“在我和苏联人进行对话的同时，我也可能需要在中国问题上为自己找个可以依靠的有利地位。”

不久，尼克松又通过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向中国高层传递信息。他对叶海亚说：“中美两国对骂了20年，相互敌视，互不来往。我想结束这种状况。”“美国决不会参加孤立中国的任何安排。你可以把我的想法在最高一级转达给中国人。”他告诉齐奥塞斯库，美国反对苏联提出的亚洲安全体系，在亚洲建立反对中国的小集团是错误的。美国的政策是同中、苏两国都建立良好的关系。他真诚地向齐奥塞斯库表示：“我想在我的任期中，改善美国同中国的关系，能否请您从中斡旋，向中国人传递我的意愿?”

基辛格在尼克松的授意下，给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拍去电报，明确指示他在最近的社交场合中，努力去接触中国外交官。12月3日，波兰华沙文化宫举办南斯拉夫时装展览会。这天晚上，几乎所有驻波兰的东西方外交官都来观看展览。

在人头攒动的展览厅里，斯托塞尔终于发现两位中国人，他们是中国驻波兰大使馆二等秘书和译员。斯托塞尔径直朝他俩走去。当时，中国“文化大革命”正在高潮之中，在没有得到国内明确指示之前，对于这位“美帝”大使，避之都唯恐不及，哪敢与他有丝毫的接触。所以，当他们看见斯托塞尔朝自己走来时，便匆匆走出大厅。可是，斯托塞尔还是穷追不舍，并且边追边用波兰话喊道：“中国代办先生，我有话对您说。美国对同中国再次会谈十分感兴趣……”毛泽东知道这件事后，立即批准恢复中断两年的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

1970年1月20日，美国国务卿发言人麦克洛斯基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中美大使级会谈将在“中共大使馆”举行。几个小时后，麦克洛斯基又奉白宫的指示，修正自己的说法，宣称会谈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举行。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美国官方发言人第一次使用这个正式名称，而且，麦克洛斯基在讲话中反复说了三次“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天，苏联驻美国大使多勃雷宁来到基辛格办公室，疑惑地问道：“我特别注意到了你们国务院发言人宣布这次会谈时，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字眼。这可是从未有过的事。”基辛格听后笑着回答：“大使先生，难道你不认为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么?”

尼克松的试探性信息发出已经多时了，可是，大洋彼岸仍是那么的平静，他已经等得不耐烦了。9月27日，尼克松接受美国《时代》周刊的采访，在谈到中国在世界的作用，以及他为此所作的努力时，他悲观地估计自己的试探性的信息，在5至10年内都不可能起作用，“但是，在20年内，它应当能起这种作用，否则的话，世界就会处于致命的危险境地。如果说在我去世之前，有什么事情要做的话，那就是到中国去。如果我不能去，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够去”。他还对女儿特里西娅和未婚女婿考克斯说：“你们将来度蜜月，我希望你们到中国去，去看看那里的大城市，那里的人民，那里的一切。”

时隔不久，尼克松在为齐奥塞斯库举行的国宴上，又以羡慕的口吻说，罗马尼亚既同美国保持良好的关系，又同苏联保持良好的关系，也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持良好的关系，这是世界罕见的。美国现任总统在公开场合称呼“中华人民共和国”，可是破天荒第一次，尼克松也坦率地将之称为：“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信号。”多勃雷宁又感到疑惑不安，回到使馆后，立即给基辛格打来电话，要求对此用语作出解释。基辛格在电话中俏皮地说，这能有什么特殊意义呢?难道你们不是把中国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吗?

尼克松所作的努力，总算没有白费，就在他心烦意乱的时候，1970年12月9日，巴基斯坦外交国务秘书舒尔坦给他传递来信息：“尼克松总统的一位特使将会在北京受到最热忱的欢迎。”次年6月2日，巴基斯坦又传来令他振奋的信息：“在研究了尼克松的三次口信后，毛泽东主席表示，他欢迎尼克松来访，并期待着届时同总统阁下直接对话。……周恩来总理热烈地期待着在最近的将来在中国同基辛格博士会晤。”

7月9日，基辛格由巴基斯坦的军用机场登机，秘密访问中国，尽管他乔装打扮，还是被英国《每日电讯报》特约记者贝格所认识，并侦知基辛格此行目的地是中国。他立即向报社发去一条急电，企图最先向世界报道这一惊人的消息，可是，电讯稿传到伦敦时，却被值班编辑插在废稿签上。

毛泽东：“我在和尼克松‘吊膀子’”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美国就对中国采取敌视、封锁和孤立的政策，相继挑起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其主要矛头之一是直指中国，妄图对中国实行“遏制”。毛泽东应朝鲜和越南政府的要求，相继作出“抗美援朝”和“抗美援越”的战略决策，挫败美国的军事“遏制”政策。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开始思考如何处理同美、苏两个大国关系的问题。1957年1月27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专门谈到中美关系。他说：“我还是这样看，迟几年跟美国建立外交关系好。这比较有利。……我们跟美国建交，可能要在第三个五年计划完成后，也就是说，要经过18年或者更长的时间。……我们采取这个方针，是为了尽量剥夺美国的政治资本，使它处于没有道理和孤立的地位。……我在延安就跟一个美国人讲过，你美国100年不承认我们这个政府，101年你还不承认，我就不信。总有一天，美国要跟我们建交。”

7年后，毛泽东在接见智利新闻工作者代表团时又说：“美国人想跟我们做生意，我们就是不做。他们想派新闻记者来，这也不成。我们认为大问题没有解决以前，这些小问题、个别问题可以不忙着去解决。所以智利新闻工作者代表团能来中国，美国记者就来不了。但是总有一天他们会来的，总有一天两国的关系会正常化。”

美国的肯尼迪、约翰逊两届政府，也曾想为中美关系做些低姿态的工作，比如，交换新闻记者，放松医生、商人、运动员等到中国旅行的限制。然而，毛泽东认为，中、美两国国家关系正常化是个大前提，这个问题没有取得共识，也就勿须急于去解决别的小问题。

1967年10月，尼克松在美国《外交季刊》发表《越战之后的亚洲》，表示：“从长远来看，我们简直经不起永远让中国留在国际大家庭之外。”这篇文章透露出这样的信息，尼克松开始思考中、美两国国家关系的问题。

毛泽东读过这篇文章后，认为尼克松如果当选美国总统，美国的对华政策可能要改变，为此，他让周恩来等人阅读这篇文章。这期间，毛泽东非常关注美国的总统竟选，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美国共和党将在大选中获胜，尼克松肯定会当选美国总统。

果然不出所料，尼克松真的当选为美国总统。他在就职演说中谈到中国时说：“让一切国家都知道在本政府当政时期，我们的通话线路是敞开的。我们寻求一个开放的世界--对思想开放，对货物和人员的交流开放。一个民族不管其人口多少，都不能生活在愤怒的孤立状态之中。”

毛泽东对这段话十分在意，评论说：“从1949年起到现在，他们尝到了我们这个愤怒的孤立者给他们的真正滋味。”毛泽东还批示：“照发。尼克松的演说也应见报。”于是，美国现任总统的就职演说，全文在《人民日报》发表，这是新中国建立以来的第一次。

1970年10月，天安门举行国庆节庆祝活动。毛泽东亲切接见美国记者斯诺夫妇，并且特意和他们站在一起检阅游行队伍。事后，毛泽东解释说：“醉翁之意不在酒。我先放个试探气球，触动触动美国的感觉神经。”第二天，《人民日报》在第一版显著位置发表一张新闻照片，照片上只有毛泽东和斯诺夫妇等4人。

如此重要的信息却被尼克松和基辛格所忽略。事后，基辛格回忆：“他们传过来的信息是那么拐弯抹角，以致我们这些粗心大意的西方人完全不了解其中的真意。”“事情过后我才终于理解到，毛是想以此为象征表示现在他亲自掌握对美关系。”

过去两个月了，尼克松竟然一点反应也没有，毛泽东也着急了，12月18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书房再次与斯诺长谈，公开向尼克松伸出了橄榄枝。他说：“我欢迎尼克松上台。”“他早就到处写信说要派代表来，我们没发表，守秘密啊。他对于波兰华沙那个会谈不感兴趣，要当面谈。所以，我说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作旅行者也行，当作总统来谈也行。总而言之，都行。他如果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

斯诺告诉毛泽东，尼克松将在1972年参加总统选举。毛泽东预测道：“我看，72年的上半年他可能派人来，他自己不来，要来谈是那个时候。”他们的谈话步步深入，斯诺又问：“你看中美会不会建交?”毛泽东肯定地回答：“总要建交的。中国和美国难道就100年不建交啊?我们又没有占领你们那个LongIsIand(长岛)。”毛泽东风趣地比喻说：“我在和尼克松‘吊膀子’，要找红娘啊。”斯诺担当的便是这样的角色。

尼克松：“他是一位战斗到最后一息的战士”

1971年7月9日，基辛格秘密访问中国，和周恩来等多次会谈，并经毛泽东同意，通过一个双方将在同一时间公布的公告：

“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于1971年7月9日至11日在北京进行了会谈。获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这一邀请。中美两国领导人会晤，是为了谋求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并就双方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1972年2月21日上午11时30分，尼克松乘坐的专机抵达北京首都机场，周恩来等亲临迎接。尼克松从舷梯走下，周恩来迎上前去，两人热烈握手。周恩来寓意深刻地说：“你的手伸过世界最辽阔的海洋来和我握手。”后来，尼克松也在文章中写道：“当我们的手相握时，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

访华前，尼克松特意请教法国著名作家、前文化部长马尔罗，希望获得更多更准确的毛泽东的印象。马尔罗坦诚地告诉尼克松，不要为政治信仰所迷惑，因为，中国人“首先信仰的是中国”。“中国人的行动是他国内需要的反映。”在谈到毛泽东时，马尔罗说：“你将会晤的是一个命运奇特的人，他相信他正在演出自己一生中的最后一幕。……总统，你去中国跑一趟是值得的。”

尼克松抵达北京，不足3个小时，便受到毛泽东接见。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政治信仰两极的领袖毛泽东和尼克松，终于在中南海毛泽东书房会面了。毛泽东风趣地说：“在你选举时，我是投你一票的。”“我喜欢右派。人家说，你是右派，共和党是右倾。”尼克松明白，毛泽东是在赏识新的对华政策。所以，尼克松回答说：“我想重要的是，在美国，左派只能夸夸其谈，右派却能做到，至少目前这样。”

考虑到毛泽东的身体状况，原定会见时间只有15分钟，没想到，他们之间轻松活跃的谈话，竟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尼克松后来说，这次会晤“是在漫不经心的一种戏谑、玩笑中进行的，轻松的俏皮话使人觉得这是几个经常来往的熟人在聊天，一些十分严肃的原则性的主题在毛泽东诙谐随意的谈吐之中暗示出来”。

中美双方的最高级会谈，经过反复磋商和唇枪舌剑，终于达成最后文本--中美《联合公报》。尼克松回国后踌躇满志，正以积极的姿态兑现其在第二任期内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诺言。然而，“水门事件”的曝光，使尼克松很不光彩，并受到国会的弹劾，不得不辞职，中美关系也因此而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1976年元旦前夜，毛泽东会见两位美国前总统的后代--朱莉·尼克松和戴维·艾森豪威尔，与他们进行寓意深刻的“跨午夜”谈话。他对朱莉说：“欢迎你父亲再到中国来，我会等着他的。”2月6日，新华社播发新闻公告，正式邀请尼克松在中美联合公报发表4周年之际再次访华。2月23日，毛泽东再次会见尼克松，尼克松感到惊讶的是，这样一位风烛残年的老人，竟能以坚强的毅力，与他进行了长达100分钟的思维清晰而又睿智的谈话。

毛泽东邀请美国一位不光彩的前总统访华，并给予国家元首礼遇，立即在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激起强烈的反响。英国《泰晤士报》评论说，尼克松访华一事，“肯定超过了已被接受的国际惯例。在福特总统正式访问北京之后没有多久，中国人现在就给了这个失去总统职务、信誉扫地的人以这样的荣誉”，自然“引起了美国各种非常不同的政界人士的伤心的批评”。不过“中国人是可以无视这种批评的”，因为，他们“对过去两年中同美国关系正常化的缓慢进程感到失望”，“假如尼克松继续执政，本来是会一切顺遂的”。所以，尼克松访华一事，“显然是表明中国对华盛顿的现行政策感到不悦”。

尼克松访华后半年多，毛泽东与世长辞。尼克松在《领导者》一书中说：“无论人们对毛有怎样的看法，谁也否认不了他是一位战斗到最后一息的战士。”毛泽东一直将实现中、美国家关系正常化，作为自己的最后心愿，并试图以自己特殊的方式，引导两国关系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

1976年11月，美国举行大选，在职总统福特本以为可以连选连任，可是，却败给了卡特，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毛泽东邀请下野总统尼克松访华，间接地批评福特的对华政策。卡特上台后立即修正福特政府的对华政策，从1978年7月12日开始，与中国进行近半年的建交谈判，经过双方的共同努力，1978年12月16日，中、美两国通过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毛泽东的生前愿望终于化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