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宋美龄斥希特勒劝降密使：绝不向日低头

导读：1939年8月8日，宋美龄说来劝降的德国人一定要见蒋介石，他们今天准备见他一下。她决定叫我去担任记录员。9点半，我们前往蒋介石的黄山官邸......

宋美龄机要秘书张紫葛，生于湖北松滋，1938 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1939 年初到重庆，入《大公报》工作，偶遇宋美龄，被留在宋身边任机要秘书，与宋过从 9 年。1994年3月完稿《在宋美龄身边的日子》，次年繁体字版面世，宋美龄问携本书面见者：“ 这个人现在是不是还活着?现在在哪里?”

1939年8月8日，宋美龄说来劝降的德国人一定要见蒋介石，他们今天准备见他一下。她决定叫我去担任记录员。

9点半，我们前往蒋介石的黄山官邸。10点50分，桂永清、韩香梅陪着一个四十多岁的德国人来了。11时半，桂永清、韩香梅陪同德国人进入会见厅。韩香梅作了介绍之后，蒋氏夫妇才缓缓站起。蒋介石和德国人握手后，宋美龄才微微伸出手来，却并不脱下手套。

德国人双手呈上希特勒的亲笔信，蒋介石伸右手接了过来。韩香梅上去展开信，小声 陈述了一遍，又折好信，递给蒋介石。

蒋把信放在左边的小桌上，朝客人说：“ 冯·戈宁先生的来意，阁下的谈话，我都知道了，我也指定我的部下向阁下说明我的意见。但阁下却坚持要见我，且言要面交贵国元首的亲笔信。为了尊重贵国元首之 雅意，且念及两国之友好邦交，我在此高兴地与阁下见面了。阁下既是贵国元首的私人代表，我就派我的夫人宋美龄做我的私人代表，与阁下作一次简短的非正式会谈。我特郑重通知阁下，凡我夫人的谈话，一概就是我的谈话。 ”

韩香梅译述完毕后，蒋介石徐徐站起说：“请代我郑重转达，我对贵国元首、阿道夫·希特勒阁下，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良好的祝愿。”他和冯·戈宁握了握手，慢步进去了。

宋美龄雍容静坐，头微杨，目半张，望着戈宁。戈宁望着她，踌躇等待。冷场近两分钟，德国人终于先开口了：“能与尊贵美丽的蒋夫人会谈，我感到非常荣幸。不过，我本来很希望能够向贵国元首蒋元帅面陈一切。”

宋美龄：“阁下的希望我很难理解。按照外交对等原则，阁下既是希特勒元首的私人 代表，敝国简派了桂永清将军作为领袖的私人代表，接待洽谈，已是十分恰当的了。今天，敝国领袖亲自接见阁下，并再派我为他的私人代表，听取阁下的意见，这是优待而又尊重，阁下不应感到遗憾。”戈宁表示，夫人的这番话，使他的遗憾完全消失了。宋美龄没有接话。又如前冷场了一阵，戈宁终于直接询问：他代表希特 勒前来斡旋中日之战，到底有无希望。

宋美龄：“敝国领袖已经指示他的私人代表，做了明确的答复。桂将军，你如实转达了吗?”

桂永清：“冯·戈宁先生，我不是亲自对您说过，敝国领袖蒋委员长明确表示：我们和日本侵略者之间，不存在任何讲和之可能性吗?”

宋美龄：“这还不明确吗?”“明确的。”戈宁说，“但是，我希望你们能够多多考虑考虑敝国元首斡旋的好意和理由。”

宋美龄：“假如您有这打算，我愿意听您再说一遍。”于是戈宁拿出底稿，一字一句 地念。说的是：目前，中国已经丢掉了平汉、粤汉两铁路以东的全部地盘，后方贫瘠，物力不继，通海口的孔道即将完全丧失。败局已定。灭亡在即。希特勒念及长 期的德中友谊，不希望蒋元帅遭灭顶之灾，将出面斡旋，中日缔和，结束战争 …… 他念完后，收起稿子，望着宋美龄。她却毫无表情。冷了许久，才问：“你们取得了日本方面的同意吗? ”“那当然!”戈宁说。

宋美龄：“那么，日本和贵国的一致意见是怎么个和法呢?”戈宁说了好几条。概括起来，就是恢复到七七事变之前的状况，“中日亲善 ”，实际是中国成为日本的附庸国，儿皇帝。宋美龄毫无表情地淡笑了一下，又问：“我们的东北三省呢?”

“满洲吗?那，不是早已解决了吗?还讨论它干什么呢?”

宋美龄轻轻“哼”了一声，不再说话。头，再微微上扬，眼睛睁大了一些，视线毫不客气地直逼戈宁。他有点局促。约莫过了3分钟，宋美龄才说：“你说完了吗?”“是，我等待聆听夫人高论。”

宋美龄站起身，小步转到蒋介石刚才坐的那弹簧椅子前，坐了下来，这全部动作都出 奇地缓慢，仪态万千。“我首先申明，我不是外交官，不会，也不惯于使用外交辞令。一切实话直说。倘有失礼，请勿见怪。但我并不希望你在向希特勒元首回禀时，把我的话加以修饰、美化。”

对方恳表尊重。她便节奏铿锵地说：“敝国领袖蒋中正，我本人，敝国的全体政府官员，全体将军、军官、士兵，以及全国国民，万众一心，誓与日本侵略者血战到底，一定要把侵略者全部赶出中国国土。现在、将来，都绝不和侵略者——日本强盗讲和。如果日本打不下去了，要求结束 战争，则必须全部撤退他们的侵略军，将汪精卫、伪满洲国的皇帝、大小汉奸，一齐引渡给我们，以接受国民政府之审判……”

“恕我冒昧，”戈宁说，“你们靠什么打赢这场战争?比如说，武器，靠英美?不一定靠得住吧!”

宋美龄：“我们靠自己，靠全国上下精诚团结，同仇敌忾!是的，我们需要武器，但是我们并不完全指望英美……”

“那么，指望谁呢?”她稍稍提高嗓门：“如果必要，我们随时可以接受俄国的军事订货!”

戈宁：“夫人，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不能不想起，在贵国，还有共产党夺取政权的问题。你们不是同中共打过好几年吗?中日战争以来，中共发展迅速。你们不考虑这个心腹之患吗?”

宋美龄眼睛睁得更大了：“我们中国有一句奉行了几 千年的成语——‘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说的是，两弟兄在家院里斗殴得很厉害，可是外面来了强盗，弟兄立刻停止斗殴，同心协力，去抵御强盗。今天，日本侵略者乃江洋大盗、要亡吾人之国家，灭吾人之种族，我中华之全体国民，包括本党与中共，除了弘扬弟兄手足之情，同心同德，共御日寇之外，别无选择!”

戈宁说，他很惊讶，似乎中国当局已经忘记了前此与德国合作，学习德国，要求德国帮助“剿共”等等事实。

宋美龄作了个轻微的手势，打断了戈宁的话，说：“提到贵国的帮助，我得坦率告诉 阁下，吾人确曾热忱欢迎贵国之援助。然而，也许贵国元首确有友好敦睦之好意，无奈贵国执事之实际行动，甚不符合敦睦邦交之初衷。高价卖与吾人之枪、炮、飞机，甚多陈旧之品，不堪使用，甚至夹有已属废弃钢铁之物。贵国所派为吾人做顾问之专家，固有高等可信之士，却混有不少心怀叵测之徒，甚至将敝国之重要军事 机密，窃去交与日本侵略者。凡此等等，业已明白证实，究竟贵国与日本为轴心三国之伙伴，而敝国乃壁垒分明之敌对阵营。至此，吾入再不敢对贵国抱不切实际之 幻想矣……尽管如此，吾人对于一二确系诚实君子之贵国公民，例如阁下在敝国做客之东道主席乃尔，吾人仍然暂时留聘为陆军大学之教官。”

戈宁迟疑久之，再次鼓足勇气说：“敝国元首很想知道，处今日之贵国，对于曾经全力进行之‘剿共’战争作何回顾?是否考虑到，中共夺取政权之野心 ……”

宋美龄又一次打断戈宁的话，语气坚决：“此乃吾人骨肉同胞之间的事情!”说到这，宋美龄急速收场：“阁下还是扮做英国商人，经昆明转越南回国吗?”

戈宁讪讪然：“大概，也许，唔，只能这样吧!”

宋美龄对戈宁说：“我们还是考虑贵国元首的盛情，给你准备一架直飞昆明的军用运输机，准下午4点，在机场等候阁下。阁下既非正式外交使节，格于国际惯例，本人、敝国领袖都不便设宴款待，还请谅察。本人还该致以口头之备忘：吾人并未明文宣布先生为不受欢迎之人!”

戈宁憋着气，力求语气缓和地答：“是，夫人!我保证将贵国此一口头备忘转呈敝国元首。我想，我们伟大的元首将会非常惊讶：想不到贵国处今日之困境，仍有如此强硬之态度!”

宋美龄不等他说完：“希特勒元首有此惊讶，毫不足怪。因为轴心三国之当政者，一概对于中华民族坚韧不拔之伟大气概毫无所知。”

1945年胡宗南为难新疆狱中释放到延安的烈士遗孤(包括毛远新)。扣留西安，宋美龄抗战秘书张紫葛回忆，受张治中和屈武委托张紫葛找到宋美龄说情，才放行，其间张紫葛还受宋美龄一顿吓唬，浑身冒冷汗。

二战宋美龄为何屡次拒绝会见丘吉尔：事关尊严

当宋美龄风靡美国受到热烈欢迎时，英国也向宋美龄发出了邀请。英国外相艾登向顾维钧保证，一定用最庄重堂皇的仪式来接待宋美龄。

一向矜持的英国绅士为何也仿照美国人做起了宋美龄的发烧友?

这有其缘由。时至1943年，英国政府对于继续纵容日本为所欲为，将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开始清醒起来。他们已经认识到，即使单纯从英国的利害关系考虑，其恶果也是不容忽视的。丘吉尔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就致电罗斯福，表示“中国如果崩溃，将大大增加英美共同的危机。”而且他们也感到了华盛顿“要求它对中国采取更积极的态度和更有助益的政策之压力”。在阿卡迪亚会议期间，丘吉尔写信给韦维尔时说：“我必须向你解释美国的观点。在许多美国人的头脑中，中国和大英帝国一样重要。”“如果要把我在美国学到的东西归结为一个词，那就是‘中国’。”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人民英勇顽强的牺牲精神和遭受野蛮侵略的苦难，已经引起了世界人民包括英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国家之声誉及地位，实为有史以来空前未有之提高。这些因素融汇在一起，终于促使英国当局开始对中国采取一种比较友好和积极的态度。英国政府领袖曾一再向顾维钧表示：“为了解决战后必定出现的许多问题，两国间的密切合作不仅是双方的愿望，也是十分必要的。”

力邀宋美龄赴英国做国事访问，正是英国政府希望与盟邦中国加强友谊关系的一种姿态和行动。宋美龄应罗斯福总统邀请访问美国，美国政府已给了宋美龄非常隆重的接待，而她在各处的演讲更是受到空前热烈的欢迎。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政府认为，不论从中国在同盟国中的地位这一角度考虑，还是从宋美龄在中国的地位来看，宋美龄出访英国，必将有助于增强中国对英国政府和英国人民的友好关系。

但是宋美龄对于是否访英，却迟迟未作决定。因为宋美龄虽然喜欢英国文学，但对于日本侵华以来英国的表现一直让人失望，所以对英国人没有信心。这基于很多种事实：

英国的远东战略是维护其既得利益。英帝国是日不落帝国，是世界最大的殖民者，向来宣称它是为了宗主国的利益而决不是为了殖民地的利益而建立的。维护既得利益是其全球战略的主要目标。

九一八事变前后，正逢英国的经济危机，财政大臣张伯伦警告政府，“在目前的条件下，我们在财政上经济上比军事上更不具备在远东进行一场大的战争的能力。”英国害怕战争将导致他们“在远东的贸易和影响”消失。所以，在解决远东问题过程中，始终坚持避战求和，采取姑息日本侵略的绥靖政策。为此，外交大臣西蒙做过扼要的说明：

政策——对日和解。

对中国——不要只是依靠别国，尽你们自己的责任，不要寻求转向盟军。

对日本——我们不想制裁。

1931年9月21日，南京政府向国联提出起诉，要求国联采取行动制止日本侵略。英国操纵国联连续通过两个决议，对日本军侵略行为未作任何谴责，而是不分青红皂白，同时向中日双方呼吁停止冲突、撤退军队，把侵略者与被侵略者置于同一位置。

七七事变，日本撕毁九国公约，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改变了远东的国际格局，与大英帝国在远东既定政策产生了尖锐的矛盾。但由于德国法西斯上台，欧战一触即发，英国把战略重点放在欧洲，只好在远东利益问题上寻求美国的帮助与支持，“同美国完全一致，走得一样远，既不能在前面，也不落在后面。”当时美国已明确宣布不愿制裁日本，张伯伦政府就寄希望于日、英妥协，以牺牲中国利益来缓和英日矛盾。英、日签订的《战时中国关税抵付外债办法协定》、《有田——克莱琪协定》即是典型表现。

由于日本的目标是独占中国，所以尽管张伯伦政府煞费苦心，无异于与虎谋皮。11月3日，日军占领武汉和广州后，近卫发表第二次对华声明，公开表明日本独霸中国的决心，英国当局才如梦初醒，态度趋向强硬，开始采取一些措施对付日本。

1938年11月16日，英副外交大臣巴特勒宣布，英国正在研究对中国提供贷款，修筑滇缅公路。第二年3月8日，英财政大臣宣布，将由英国的汇丰、麦加利银行同中国的国家银行共同设立1000万英镑的外汇平准基金，促进英国对华贸易和投资，这对于日本要“设法造成法币的崩溃……在财政上使中国中央政府自行消灭”的阴谋是个很大打击。英国还加强同法、美的军事联系，三国在新加坡举行关于远东防务问题的对策会议。

1939年欧战爆发后，德国法西斯横扫欧洲，为避免两线作战，英国继续对日本谋求妥协，一再退让。1940年6月，法国败降，英国远征军损失惨重。日本利用英国困境，胁迫英国关闭滇缅路，以切断中国外援，动摇中国抗战信心，解决中国问题。新任首相丘吉尔认为：“在目前新形势下，我们不应该为了声望而招致日本的敌对。”7月7日，英、日签订了封路协定，关闭滇缅路3个月。

英国虽然以封路讨好日本，以求得一时苛安，但日军南进的脚步踏碎了它的梦幻。1940年9月23日，日本占领了法属印度支那北部，与英美争夺亚洲殖民地的迹象日趋明朗。27日，德意日在柏林正式签订三国同盟。英日战争危机逼近。英国才感到“绥靖政策之在东亚，亦不能收到理想之效果。”在美国远东政策影响下，在无力面对日本挑战的情况下，英国决定借助中国的抗战力量来遏制日本的进攻，以保持英国在亚洲的力量均势。于是英国拒绝了日本提出的延长关闭滇缅路的要求，于10月18日重新开放。之后，又派了不少将士来中国学习游击战。1941年1月，英国政府任命丹尼斯少将为驻重庆陆军武官，开始和中国酝酿建立中英军事同盟。

1941年1月成立了“中国缅印马军事考察团”，由商震、林蔚挂帅，赴缅甸、印度、马来西亚等国做了3个月的实地考察，以共同商定保全缅甸的军事计划。5、6月，中国方面根据考察情况提交了洋洋30余万言的报告书，拟定了中、英、缅共同防御计划草案。然而，英国却不重视这个考察报告。不久，中国军方向英方提出《中英共同防御意见书》，同样未采纳。此后半年多，英国既未对中英共同防御着手准备，亦不同意中国军队入缅布防。这是因为英国军事当局认为以大英帝国的招牌，以英国的雄厚的力量，日寇断不敢轻易挑衅，它们决不会在马来半岛和缅甸遭到地面进攻。即使日本要截断滇缅路，肯定是从中缅或中老(挝)边境，而不会是经过缅甸。相反的是，英国视中国为“长期威胁其殖民主义政策的民族主义国家”，防范着中国势力进入它的殖民地缅甸，担心中国进入缅甸后赖着不离开，故千方百计反对中国军队入缅布防，强调中国军队只能在中老、中缅边境上布防。由于英国的虚荣、固执，中英军事合作问题被束之高阁，坐失良机。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为应付危机，经蒋介石提议，征得美国总统罗斯福同意，1941年12月23日，中、美、英三国在重庆蒋介石官邸举行联合军事会议，史称“东亚军事会议”。

宋美龄出席会议，亲眼目睹了蒋介石与英国代表驻印度总司令韦维尔的争执过程。蒋介石为维护盟国利益，提出“如果英国需要，我国可派80000人入缅作战。”韦维尔却傲慢地答称：“如果由贵国军队解放缅甸，实在是英国人的耻辱。”明确表示：“我们只请中国能惠允拨借美援物资就可以了”，并表示：英国向中国所借的物资“亟盼紧要关头过去之后，我方即能如数偿还”，避免给中国留下“来此乞援之印象”。韦维尔的无理与言语中对中国的轻蔑让宋美龄气愤，她发言中指出：“请注意中国的地位!”史汀生也因此批评韦维尔“过于武断，不讲方法，还以旧日的英国方式对待中国。”

罗斯福也竭力劝诫丘吉尔不要过于轻视中国的作用。他对丘吉尔说：“如果人口众多的中国走上日本近一个世纪来所走的道路，并拥有现代化武器，将会出现什么情况呢?”他要求丘吉尔抛弃殖民帝国的陈见，如果要中国在未来发挥大国的作用，现在就必须像对待大国一样对待它。丘吉尔不以为然地回答说：“我出任英国首相不是为了主持大英帝国的葬礼。”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国远东部队在日本的攻击下一筹莫展，英国海军远东舰队全军覆没，缅甸、印度均告急。英国向中国请援。中国在世界人民、世界反法西斯战场最需要的时候，没有退缩，派出的第一支远征军，10万中国官兵依靠简陋武器、在供养极差的情况下英勇作战，在面临绝境、在惨绝人寰的情况奋勇求生，同古战役与仁安羌战役，曾轰动英伦之岛，戴安澜将军英勇捐躯，孙立人将军获得英国皇家勋章。而英国一直表现得极端自私自利，当中国远征军攻至缅甸仰光附近，就赶紧后撤。在整个缅甸保卫战中，英军没有作任何战略配合，甚至不向中国军队提供关于缅甸的任何信息，一心只想在中国军队掩护下逃往印度。中国远征军的失败自有英军的“功劳”。

5月10日，英国首相丘吉尔在广播演说中，大大赞扬美、苏在各战场中所起的作用，唯独对中国抗战，对中国军队在缅甸战场中所做的努力包括为援助英军所做出的牺牲，只字不提。这就激怒了蒋介石。他指责说：“英人对我缅甸军队一切不顾，至丘吉尔的态度对我等于唾弃，以怨报德，徒有势利，而无信义!”

1942年开始的废约运动，英美态度迥然各异。英国还是一副殖民者心态，仍然抱残守缺。1942年4月25日，英国驻华盛顿大使在给美国国务院的一份备忘录中，就美国同英国磋商立时放弃在华治外法权问题答复说，目前这样做“不过是被看作一种软弱的结果”，因而主张在远东和平恢复以后再着手此事。英国外相艾登当时也向美驻英大使怀南特谈过类似的想法，认为此时废约会在“中国引起误解”，“目前不是一个适当时机”。显然，英国的这种考虑主要是出于面子观念，要维护大英帝国的所谓体面。

在谈判过程中，中国应收回九龙，为此并据理力争。但是，英国政府借口九龙租借地不在新约谈判范围，拒绝交还九龙。对于香港，更是不情愿归还。英方立场顽固，甚至扬言即使谈判破裂也在所不惜。11月11日，英国首相丘吉尔在伦敦市政厅发表演说时表示了强硬的态度，宣称：凡属于英国者，他必保护之。他不是为了解散大英帝国而出任首相，如果有这种事情发生，请另找他人办理。他决不放弃大英帝国的任何领地。最终中国未能通过谈判收回港九。

在1943年1月，中美、中英分别订立平等新约，取消了在华的治外法权及有关特权，从法理上说，中国与盟国是平等伙伴关系了。但是1月的卡萨布兰卡会议与5月的华盛顿会议，都未邀请中国最高领导人与会。

丘吉尔在1943年3月发表的演说中声称，他认为战争的进程应该是先打败德国，然后尽最后的努力来战胜日本，并说用不着使用对付德国的全部军队去“挽救”中国。在谈到战后秩序时，他说将由英、美、苏三大战胜国来商讨世界组织的建立，将中国排除在外。重庆政府对丘吉尔在讲话中将中国排除在战胜大国名单之外，并对中国使用“挽救”一词极度反感，认为这是对中国的“有意轻蔑”。

宋子文首先对此的反应是，对英国在轻视中国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典型的帝国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的观点，尤其感到难以容忍。在进行中、英平等新约谈判时，宋子文便对英方在香港问题上的立场颇为不满。此时英国外交大臣艾登请宋美龄访英，宋子文认为：“如果他处于蒋夫人的地位，他就不去，丘吉尔的那篇讲话使访问显得更为不妥。这样做就像中国挨了一记耳光还陪笑脸。看来我们将受到一个被英国挽救的流亡政府的待遇。”但同时，宋子文也表示了另一种观点：“反过来，说不定正是为了这篇演说，蒋夫人更应该走一趟。”他告诉顾维钧说：“他刚给蒋夫人写了一封长信，说明他自己的看法，但是访问与否请她自己决定”，请顾维钧“和蒋夫人讨论以下邀请问题，并对他信中提出的看法做些解释”，“无论如何她应及时做出决定，不要总叫英国等待”。

经过几番考虑之后，宋美龄最后以身体不适为由，婉言拒绝了英国的邀请。

同年5月，丘吉尔访问华盛顿，并且带来了100多位重要将领及官员，其中包括在印度的陆海空军司令长官，这是从来没有过的规模。宋美龄立即告知蒋介石这一消息。

蒋介石主张会见丘吉尔，对宋美龄说：“丘吉尔即到华府，如能与英相见面，则于公私均有益。此正吾人政治家应有之风度，不必计较其个人过去之态度，更不必心存意气，但亦必须不失吾人之荣誉与立场。此事或可由顾维钧与哈里法克斯先行接洽，而后由罗总统为之介绍。如与文兄出席会议时，请预商文兄，应请其代表发言，而吾爱竭力协助之，如其言有遗漏之处，则再由吾爱代其补充说明之可也。”

同时，蒋介石在重庆以国民党政府名义召见美国驻华代办，发表声明：“此次丘吉尔首相在华府期间，凡与中国有关事项，或与太平洋有关问题，如有会议，请约蒋夫人与宋部长出席参加。”顾维钧也认为这是正式通知，罗斯福、丘吉尔必能重视，请宋美龄及早准备一切。

遵照蒋介石夫妇的指示，顾维钧大使开始积极活动，以安排丘吉尔与宋美龄会面。

事实上，顾维钧自从听到丘吉尔到美的消息后，就认为二人会见是个好主意，对中、英关系能有重大影响。但他觉得惟一的问题是：丘吉尔是否打算来纽约，那样对访问宋美龄比较方便(除赴白宫外，在丘吉尔访美其间宋美龄一直在纽约)。如果丘吉尔觉得占用时间太多不来纽约，但又愿意与宋美龄会谈怎么办?

与宋美龄同行的孔令伟认为：“蒋夫人是一位女士，丘吉尔前去拜访比较合适。”

5月15日，顾维钧找到哈里法克斯说丘吉尔与宋美龄有极好的见面机会。

丘吉尔尽管行程紧张，可是他也希望能与宋美龄谈谈，这对于英、中合作和远东局势没有坏处。

于是就由罗斯福出面，特意安排宋美龄与丘吉尔会晤，以图缓解两国的紧张关系。罗斯福请宋美龄在5月23日去白宫参加午宴。可是，宋美龄接到罗斯福夫人的电话邀请后，以身体“不适远行”为由拒绝。罗斯福自然明白其中的奥妙，这只不过是托辞，但他认为不必过分拘泥于礼节。因此，又建议改在5月26日，以便宋美龄能“不误医生约定打针的时间”。宋美龄并不理会罗斯福总统的安排，拒绝赴华盛顿(当时宋在纽约)会见丘吉尔。

在这件事情上，宋子文也曾劝其妹妹以大局为重，并为其妹妹安排了与丘吉尔会晤的时间，但还是被宋美龄拒绝了。在这种情况下，顾维钧、宋子文认为她更应该去华盛顿，当罗斯福总统有意在微妙的局势中提供解决办法的时候，谢绝邀请是很不礼貌的。

可是孔令伟还是坚持：“作为妇女，应由丘吉尔来拜会，现在中国对日战争不很顺利，蒋夫人不应该显得过分迁就，不然的话，他们会爬到你头上的。因此，蒋夫人一定要比以往更坚定，保持尊严。”

宋美龄再次拒绝了邀请。对于这件事，她在见到顾维钧时做了解释：“丘吉尔目中无人，一定要我去华盛顿见他，我谢绝了。因为在国际关系中和个人关系中，礼仪和尊严都至关重要，必不可少。无论如何我在政治上没有外交部长之类的职务，所以有条件表现坚决一些。”结果，宋美龄因为“尊严”未到华盛顿，丘吉尔因为“事太忙”不能到纽约，双方终未见面直到两人参加开罗会议才第一次相见。

丘吉尔夫人对此事耿耿于怀，二十几年后，《纽约时报》外交专栏作家沙滋柏格采访丘吉尔夫妇，还提起了那段往事：

(1943年)有一天罗斯福总统对丘吉尔说：“我想介绍你见见蒋夫人，她是位漂亮的女人。”罗斯福立即打电话给蒋夫人，邀她第二天到白宫来与丘吉尔一道午餐，但宋美龄拒绝了，她说，丘吉尔要先打电话给蒋夫人，她才会答应，午饭终于没有吃成。

顾维钧分析宋美龄不接受访英邀请与不愿意去华盛顿会晤丘吉尔，可能是因为“妇女往往比较主观，或许蒋夫人在这件事上又比较感情用事”。他认为：“无论怎么说，被邀访英和在美国未同丘吉尔会晤这两件事，处理欠妥。”顾维钧很为这件事惋惜。他认为：“英王邀请她做国事访问，肯定是一种表示深切友谊的姿态。这是给中国的荣誉，很少给别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