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贤中学_...之一：我们市是墨子故里，有一个中学叫尚贤中学，...[历史]

政治上墨子主张尚贤、尚同.尚贤是主张突破贵族世袭制度,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反映了小生产者对政治上平等权利的要求.尚同则认为国家的职能在于统一全国思想,要求百姓逐级与上级官长保持一致,最后上同于天子,以天子之是非为是非,表现出专制主义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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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1：墨子的思想核心是什么[历史科目]

墨子思想共有10项主张：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天志、明鬼、非命,其中以兼爱为核心,以节用、尚贤为基本点.

问题2：墨子的观点 思想是啥[历史科目]

兼爱 非攻 法家思想

问题3：墨子的思想是什么?[历史科目]

墨子名翟,鲁国人(一说宋国人),大约生于公元前468年,死于公元前376年.他出身微贱,做过工匠,自称“贱人”.曾学过儒学,后不满其烦琐的“礼”,另立新学,聚徒讲学,创立墨家学派.墨子对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有深切的体会,激烈反对“富侮贫,贵傲贱”,主张“兼相爱,交相利”(《墨子·兼爱》),有力的要以力助人,有财的要将财分人,有道的要用道教人,这样可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乱者得治”.但是这种“兼爱思想”抹煞了阶级对立的事实,在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阶级社会里是无法实现的.从兼爱的观点出发,墨子又提出“节用”“节葬”“非乐”“非攻”等主张,反对统治者穷奢极欲、挥霍无度的生活,也反对以大欺小、以强凌弱的非正义战争.《墨子·公输篇》记载了一个故事：公输班为楚国造云梯准备攻宋.楚是大国,宋是较小的国,墨子从齐国赶到楚国,说服公输班和楚王不能以大国欺侮小国；同时,他还派人赶到宋国帮助作好防守的准备,结果制止了楚对宋的战争.不过,墨子认为天是有意志的,鬼神能够赏贤罚暴,这说明他仍未突破宗教迷信世界观的束缚.墨子及其弟子的思想行为记载在《墨子》一书里.今本《墨子》共15卷,53篇,是研究墨子和墨家学说的重要资料.

问题4：墨子精神是指什么?

墨子精神：从消失到重生2007年05月02日 星期三 下午 06:57 墨家文化中断达两千年之久,墨学退出中华文化的主流,这很值得深思.我认为这是墨家纯结性使然,没有任何一个专制的政府,能够见容于墨家的存在.确实,墨家与其他诸子百家相比,显得那么的特立独行,其不仅仅是学术的流派,而且是准军事组织,准政治组织,是民间强大的政治力量,他们是智者、学者、演说家、辩论家、技术家及武士的集合,有儒家的责任感,有法家的严谨,有名家的智慧,有道家的广博,有兵家的谋略,有纵横家的才气.他们自食其力,不依赖于政府,独立于政府,这是何等让一个专制的政权为之心惊胆战.墨家不是宗教,但我认为其超越宗教,其有宗教的力量,但并没有宗教的崇拜,有宗教的激情,但没有宗教的偏颇.

梁启超曾列举先秦文化的六大不足：一曰论理逻辑思想之缺乏；二曰物理学实学之缺乏；三曰无抗论别择之风；四曰门户主奴之见太深；五曰崇古保守之念太重；六曰师法家数之界太严.但很令人惊奇的是,墨家正是对这六大不足的补充,换言之,墨家精神,迥异于中华文化的其它分支.墨家的逻辑学,堪称为中国古代逻辑之高峰,这方面十分有意思,但此处我亦不多谈.在物理学实学方面,墨家虽然还未能达到古希腊的数学方法水平,但在先秦诸子中,却是雄视一方,而墨子本人在技术方面与鲁班便不分上下,墨家的物理学成就十分的丰富,详细可参看上面所列举的孙中原先生的两本书.而在抗论别择上,墨家在中国文化中最具有此精神特质,同样,在保守崇古上,虽然墨家也强调古代的经验,但更加强调发展的观点,这也是墨家与儒学的区别之一.墨家有自己的一套严密的理论,但因为墨家实际上更是实际的践行者,所以与其他门派相比,其思辩精神是非常明显,这也使得其理论更多是建立在逻辑学与认识论的基础上,而非徒然的门户意气之争,这从墨家的经典中可以见到墨家在钻研其他学术流派上是花了许多时间,而对其异议则是分析判断后以理性的眼光给予评判.从这几点说来,墨家在两千年前的思想,即使以现代意义看来,仍然在许多方面可称为典范.

墨家的书籍证明了其不仅是思想一流、技术一流,其军事能力也是一流.《墨子》一书中自《备城门》以下十一篇,是不折不扣的相当完整的兵家之作,但同样在历史上被忽略了,本来应该成为中国历史上极重要的一册兵书,尤其在军事工程方面,可谓是一部杰作,只可惜其存在的价值,最终只是用来证明墨家的才能的材料.墨徒们并不是一群书呆子,而是一群随时准备着为“大义”而献身的武士.墨子尝说：“士虽有学,行为本焉”,墨家学问的指归在于践行,他们秉承先秦时代“慷慨悲歌”的“士”的精神,并将此精神发扬到极至.即使是墨家的反对者,在这一点上,也不得不承认.陆贾《新语》记：“墨子之门多勇士”；《淮南子》记：“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

中国古代文化中的“侠义”精神,多存在于民间,究其本原的话,与墨家大有关系.扶弱以抗强,一直是墨者的本色.这我们从墨子的徒弟禽滑厘的一句话中看出：“甲兵方起于天下,大攻小,强执弱,吾欲守小国,为之奈何?”先秦诸子中,象墨家这样坚定地站在弱者一边,实在是绝无仅有,而同情弱者,正是侠义精神的发端.梁启超曾将墨学分有兼爱、游侠、名理三个分支,对于其游侠精神,梁启超评道：“凡兼爱者必恶公敌,除害马,乃所以爱马也.故墨学衍为游侠之风.楚之攻宋,墨子之徒赴其死者七十二人,皆非有所为而为也,殉其主义而已.自战国以至汉初,此派极盛,朱家、郭解之流,实皆墨徒也.”朱家、郭解之流到底是不是墨徒,这有不同的见解,但至少其在行侠之一方面,是与墨子之徒相一致,所以这里我想结合司马迁的《史记·游侠列传》来探讨墨家的衰亡.

韩非子说过：“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儒学一旦与政治同流,成为立法的根据,儒学便完全实现合法化；而以侠义自任的墨学,既然已经做好同弱者共进退的准备,最后必然是走向强权政府的对立面,成为强权专制政权的眼中钉,肉中刺.墨家大致是在秦统一后迅速衰落,而凋谢于西汉中叶,即国家专制集仅一旦成熟,墨家无法生存.秦的统治时期很短,所以侠士在初汉时还很有社会影响力,但随着君王专制的发展,这些以武力行使道义的人,越来越被政府所深恶痛绝,这点我们从《游侠列传》中可以看出端倪,汉景帝时,皇帝派遣使者诛杀以豪侠闻名的济南人瞯氏、陈地人周庸；一代侠客郭解的父亲也是侠士,在汉文帝时被诛杀,而郭解本人则在汉武帝时被诛杀.郭解被诛杀是一件很大的事件,因为郭解不是一般的人物,司马迁记载：“天下无贤与不肖,知与不知,皆慕其声,言侠者皆引以为名.”俨然是天下侠士的偶像.而郭解被杀完全是政府的阴谋.在一次宴席上,客人们都称誉郭解,有一个儒生很不以为然,就说：“郭解专以奸犯公法,何谓贤!”但这儒生随后便被杀死,估计是郭解的一个门客所为,官府要求郭解交出杀人犯,但郭解自己也不明白终竟何人所为,最终官府认为郭解无罪释放,但此时,作为御史大夫的公孙弘决心将郭解置于死地：“解布衣为任侠行权.以睚眦杀人,解虽弗知,此罪甚杀之.当大逆无道.”于是诛杀郭解.

从郭解事件可以看出,到了汉代武帝时期,政府对侠士的打击,并不仅仅是因为“以武犯禁”或“杀人”,而是“为任侠行权”,也就是侠士公然君王法令之外的一套权力,这一点无疑极大的刺激君王“履至尊制六合”的尊严与权力.据《吕氏春秋》记：“墨者之法,杀人者死,伤人者刑.”在墨者集团中,有着政府无法染指的内部法纪,这也是专制的政府所无法容忍的.无论郭解是否如梁启超所说是墨徒之流,以侠义为精神的墨者,势必是统治者所欲除之而后快的,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专制的提出,更加速了墨学的灭亡.墨家的侠义的践行上既受到政府的围剿,继而又在思想的自由上遭到扼杀,虽然历史没有明确的记录,但我们不难推断,在罢黜的百家思想中,墨家肯定是最受重创的一家,因为数百年的自由学术年代里,墨家是惟一可以同儒学学派相抗衡的,清代学者汪中在《述学·墨子序》中写道：“与九流之中,惟儒足与之相抗,其余诸子,皆非其比.”而《韩非子·显学》也载：“世之显学,儒墨也.”从韩非子到汉武帝,时间不过相去百年,而墨学竟然从举世显学一举坠入深渊,以致于往后漫长的时间里,墨子的名字,竟然极少为学者们所提及.汉武帝的“罢黜百家”,为君王集权专制扫平障碍的同时,也扼杀的中国文化的灵性与活力,从此之后的两千年中国文化,再也没有过先秦时代的高峰了.

墨学沉睡了两千年,这两千年,正好是中国帝王集权专制的两千年.墨学的道义,注定其本质精神,是无法苟合于集权的专制政体,而墨学的重兴,也必然要等待着君王集权制的崩溃.墨子的学说,在晚清时期重新被重视,这全然不是偶然的巧合,当封建专制面临解体时,思想上的专制罗网也被撕开一角,而墨家作为中国最富创造力的古代精华,其复兴与重新受到重视,便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

将墨子兼爱思想与侠义思想践行到底的,首推谭嗣同.谭嗣同在《仁学·自序》中写道：“墨有两派：一曰任侠,吾所谓仁也,在汉有党锢,在宋有永嘉,略得其一体；一曰格致,吾所谓学也,在秦有《吕览》,在汉有《淮南》,各识其偏端.仁而学,学而仁,今之士其勿为高远哉!即墨之两派,以近合孔耶,远探佛法,亦云汰矣.”谭嗣同将两千年来几乎绝迹的墨学,提升到与儒教、基督教、佛教同等的高度.谭嗣同接受墨子的人格力量影响在前,系统学习墨子的理论在后,“吾自少至壮……,由是益轻其生命,以为块然躯壳,除利人之外,复何足惜!深念高望,私怀墨子摩顶放踵之志矣.”而且谭本人也以其生命践行了“摩顶放踵以利天下”的墨家理想.

近代以来,复兴墨学最力者当推梁启超.梁启超写有三本墨学专著,一为《子墨子学说》（1904年）,全书分六章,约四万五千字；一为《墨子学案》（1921年）,全书八章,约七万字；一为《墨经校释》（1920年）,约十万字,这本书出版时,梁启超约胡适为之作序,这里引胡适部分序文,可以看出梁启超在推广墨子学说的努力：“梁先生在差不多二十年前就提倡墨家的学说了,他在《新民丛报》里曾有许多关于墨学的文章,在当时曾引起许多人对于墨学的新兴趣,我自己便是那许多人中的一个人.”梁启超以其敏锐而广博的历史视野,考察虽然墨子学说二千年不流行,但其一些根本理念,已经溶合为中华民族特性之一,“吾尝谛观思惟,则墨学精神,深入人心,至今不附,因以形成吾民族特性之一者,盖有之矣.”譬如在战争问题上,中国文化的价值取向,对开边黩武者,皆持反对之态度,而在守土捍难方面,则是最为尊崇.这种民族特性,实则与墨子的“非攻”、“尊守”的学说是相一致的,梁启超认为在现今国际社会,墨子的这一学说还有极大的生命力：“斯义者,则正今后全世界国际关系改造之枢机.梁启超的几部墨子专著,都以新时代之眼光审视墨子文化,参比于西方学说,极具创造性,为研究墨学者不可不读之精品.梁对墨子的人格,也极尽倾倒之心：“呜呼!千古之大实行家,熟有如子墨子耶?熟有如子墨子耶?”

说到墨学的研究,还不可不提到胡适.胡适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重点研究了墨家学派在逻辑学的成就,在胡适看来,墨学也许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与西方近代文化最接近的一支,其逻辑学与科学观念,在古代中国,没有任何其他流派能与之相提并论.“墨翟也许是中国出现过的最伟大的人物”,胡适对墨子的人格力量,同样无法抵抗.而对于墨子学派中的一大批无名的学者,也就是称为“别墨”的学者,他们撰写了《墨经》、《大取》、《小取》等深奥难懂的文章,胡适称赞道：“另墨是伟大的科学家、逻辑学家和哲学家”,并且从认识论、方法论等体系上,重新赋古老的经典以现代的阐述,使得被历史尘封二千年后,墨家的学术展露出其天才的一面,也表明了墨学的当代复兴的可能性.

从晚清以来,墨学受到的关注程度,超过了秦以后两千年的总和.虽然近代以来,墨学因其丰富的科学性与逻辑知识倍受学界关注,但我认为,墨学的复兴,并不在于这个方面,在科学发达的今天,墨家只不过能为中国科学史提供些材料罢了,我们也不用抱着墨子两千多年前发明能飞三日而不落的木鸢来引为自傲的本钱.倒是在精神上,古代文化并不会逊色于当代,墨家的牺牲精神、兼爱精神、任勇精神足以令今日浑浑众生能当头一棒,激发起“力排当代智勇,唤起永世英灵”的信念,这才是真正的文化传承.

春秋战国虽然诸子林立,然能称之学、家的也只有儒、墨两家,至战国儒墨并称显学,儒分六家,墨分三家.墨子原学儒,后建墨学,却立论全在破儒家之说,如儒家信天命而不讲天道,而墨家则专立《天志》《非命》诸篇,又如儒家重厚葬,而墨子著〈节葬〉,儒家不言鬼神,而墨家著〈明鬼〉,儒家重乐、礼,而墨子著〈非乐〉诸篇,然我对其〈兼爱〉〈非攻〉诸篇最为佩服,那种对爱的重新诠注,在当时无谛是石破天惊,这大概也是后来为什么墨家会由显学突然消失的原因之一,但这一学说已比儒家“亲亲有术,爱有等差”不知要进步多少,当然墨子是一个君权神授的坚决维护者,但他对此作了一些修正和限定,那就是君主是否能实行兼相爱,交相利,能则上帝护之,不能则上帝惩之.墨子由于相信经验和实用的重要性,这必然会导致对某些实用器械的发明,然而,在仍很讲究道德的墨子看来这只是小技,他认为发明一个会飞的木鸢,不如发现一个治国的道理.他的后学们比起他来要说是更注重前者,而非后者,墨学至战国出现了许多别墨,他们的学说都在〈墨经〉中,他们把墨学引向逻辑学和物理学,这本书包含了逻辑学、算学、形学、光学、力学、经济学许多学科的内容.别墨对中国哲学的贡献在于,它不再纠缠于名实相符,而只提出名实在名学上作用,在于其学说实有科学的精神,在于其论知识,重在经验,重在推论.

问题5：求《墨子*尚贤》翻译[语文科目]

《尚贤》——《墨子》墨翟（战国初鲁国人）

子墨子言曰：「今者王公大人为政於国家者,皆欲国家之富,人民之众,刑政之治.然而不得富而得贫,不得众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乱,则是本失其所欲,得其所恶.是其故何也?」子墨子言曰：「是在王公大人为政於国家者,不能以尚贤事能为政也.是故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务,将在於众贤而巳.」

曰：「然则众贤之术将奈何哉?」子墨子言曰：「譬若欲众其国之善射御之士者,必将富之贵之、敬之誉之,然后国之善射御之士将可得而众也.况又有贤良之士,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者乎?此固国家之珍而社稷之佐也.亦必且富之贵之、敬之誉之,然后国之良士亦将可得而众也.」是故古者圣王之为政也,言曰：「不义不富,不义不贵,不义不亲,不义不近.」是以国之富贵人闻之,皆退而谋曰：「始我所恃者,富贵也；今上举义不辟贫贱,然则我不可不为义.」亲者闻之,亦退而谋曰：「始我所恃者,亲也；今上举义不辟疏,然则我不可不为义.」近者闻之,亦退而谋曰：「始我所恃者,近也；今上举义不辟远,然则我不可不为义.」远者闻之,亦退而谋曰：「我始以远为无恃,今上举义不辟远,然则我不可不为义.」逮至远鄙郊外之臣、门庭庶子、国中之众、四鄙之萌人闻之,皆竞为义.是其故何也?曰：「上之所以使下者,一物也；下之所以事上者,一术也.譬之富者,有高墙深宫,墙立既,谨上为凿一门.有盗人入,阖其自入而求之,盗其无自出.是其故何也?则上得要也.

故古者圣王之为政,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曰：「爵位不高,则民弗敬；蓄禄不厚,则民不信；政令不断,则民不畏.」举三者授之贤者,非为贤赐也,欲其事之成.故当是时,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劳殿赏,量功而分禄.故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举公义,辟私怨,此若言之谓也. 故古者尧举舜於服泽之阳,授之政,天下平.禹举益於阴方之中,授之政,九州成.汤举伊尹於庖厨之中,授之政,其谋得.文王举闳夭、泰颠於罝罔之中,授之政,西土服.故当是时,虽在於厚禄尊位之臣,莫不敬惧而施；虽在农与工肆之人,莫不竞劝而尚意.故士者,所以为辅相承嗣也.故得士则谋不困,体不劳.名立而功成,美章而恶不生,则由得士也.是故子墨子言曰：「得意,贤士不可不举；不得意,贤士不可不举.尚欲祖述尧舜禹汤之道,将不可以不尚贤.夫尚贤者,政之本也.」

【译文】

墨子（子：在老师的氏前再加上美称,表示对老师的尊敬）说：「现在的天子、诸侯、有地位的贵族施政於国家的人,都希望国家富足,人民众多,刑法和政治安定（之：连词,用在主谓结构之间,取消这个结构的独立性,使它充当动词「欲」的宾语）.然而国家不得富足而得贫穷,人民不得增加而得减少,刑法和政治不得安定而得混乱,那麼是从根本上失去他们想要的东西,得到他们所憎恶的东西,这是什麼原因呢（这：指示代词,作全句主语,相当於说「这」）?」墨子说道：「这是天子、诸侯、有地位的贵族施政於国家的人,不能尊敬贤者、任用能人参政的缘故.因此国家拥有贤能之士多了,那麼国家的安定程度（就会）增大；贤能之士减少了,那麼国家的安定程度（就会）降低.因此,当权者（致力的）事情,将在於使贤能增多而已」.

有人问：「那麼使贤人增多的办法将是怎样的呢?」墨子说：「假如要想要增加这个国家擅长射箭、驾车的人,一定要使他们富、使他们贵,尊敬他们,给他们荣誉.这样以后,国家的射箭、驾车能手将会得并增加了.何况贤能的人,敦厚於德行,擅长於言辞,精通於学术呢?这本来就是国家的财富、朝廷的辅佐呀!也务必将（且：时间副词,将）使他们富、使他们贵,尊敬他们,给他们荣誉,这样了以后,国家的贤能之士将可以得到并增多了.」 所以古代的圣王治理国政,说道：「行为不义的人就不让他富有,行为不义的人就不让他尊贵,行为不义的人就不与他亲密,行为不义的人就不与他接近」.因此国中富贵的人听到它,都返回（指朝廷以外）商量说：「先前我所依靠的,是富贵；如今君主提拔行为合乎道义的人不避开贫贱,那麼我不可做合於『义』的事.」君主的亲属听到它,也返回商量说：「起初我们所依赖的,是亲戚关系；如今君主提拔行为合乎道义的人不避开非亲属关系,那麼我不可不做合於『义』的事.」与君主亲近的人听到它,也返回商量说：「起初我们所依赖的,是亲近；如今君主提拔行为合乎道义的人不避开疏远,那麼我不可不做合於『义』的事.」离君主和国都远的人听到它,也返回商量说：「我先前把离君主远看成是没有依靠,如今君主提拔行为合乎道义的人不避开疏远,那麼我不可不做合於『义』的事.」及至边邑郊外僻地方的臣僚,在宫廷中担任值宿、守卫等事务的贵族子弟（庶子：未正式授职的贵族弟子）,国都中的一般人,四方边地的郊野之民听到了,都争先做合於「义」的事.这是什麼原因呢?墨子说「君上用来役使臣下的,只有一种东西；臣下借以奉事君上的,只有一种途径.拿它跟富人作譬喻,有高墙、深邃的房屋,墙已经立好了（按,孙诒认为这句本来可能是「宫墙既立」,传抄失误）,谨慎地在墙上开凿一道门户.有强盗进入,关闭他所由进入的地方再寻找盗窃者（自：介词,由）,强盗没有逃出的通道（其：语气副词.这裏用来加强肯定的语气）.」这是什麼缘故呢?就是因为君王抓住了关键（指「义」）.

所以古代圣王为政,给有德的人安排职位并尊重现贤能的人,即使身处农业与手工业、市集的人,如果有才能就选用他.给他高高的官爵,给他厚重的俸禄,使他们担负一定的工作,果断地给予他们行使政令的权利.墨子或：「爵位不高,百姓就不尊敬他；积蓄和俸禄不丰厚,百姓就不信任他；行使政令不果断,百姓就不畏惧他.」提出这三件（爵位、蓄禄、政令）来授予贤者,并不是对贤者的恩赐,而是想要事业成功.所以在这时,以德行来安排职位,按官职从事於职事,按功劳（的大小）决定赏赐（的多少）（殿：通「奠」,定）,衡量功劳（的大小）而分配俸禄.所以官吏没有永远不变的富贵,而百姓也不会自始至终贫贱；有才能的人就选用他,没才能的人就使之居於下位.提拔正直无私、行为合「义」的人,避免为私利而相互仇恨的人,这就是说的这样的言论.所以古代尧选拔舜在服泽（地名）的北边（阳：山之南、水之北都称为「阳」）,把政权交给他,天下安定.禹选用益在阴方（地名）之中,把政权交给他,九州平定.汤选用伊尹在厨房之中,把政权交给他,谋略成功.文王推举闳天、泰颠於从事渔猎之中（罝：捕鸟兽的网）,把政权交给他们,商朝末年西方的各个部落臣服.所以在这个时候,即使是禄厚位尊的大臣,没有谁不敬惧并且戒惕的（施：通「惕」,小心谨慎）；即使是从事农业、手工业、市集（店铺）的人,没有不争著勉力去崇尚道德的（意：疑为「德」字的讹误）.所以士这种人能用为得力助手（承嗣：副官,助手）.所以得到士,谋略就不会受挫,身体不必劳苦.名声确立且功业成就,美好的事物得以显扬,丑恶的事物不会发生,就是由於得到了士的缘故.因此墨子说：「如愿以偿（这裏指治国顺利）时,贤士不可不选用；治国不顺利时,贤士不可不选用.（尚：通「上」,往上,这裏作状语）往上想师法前人,奉行尧舜禹汤之道,就不可以不崇尚贤能.尚贤的人,是政治的根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