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扬延安精神作文的简介

正在使用人数

欢迎您访问我爱IT技术网提供的专题，小编为大家分享的是弘扬延安精神作文，欢迎您访问我爱IT技术网，今天小编为你整理的专题知识是：【弘扬延安精神作文】，下面是详细的分享！弘扬延安精神作文在中国共产党九十年的历史中，延安无疑是中国革命转败为胜、柳暗花明的革命圣地；延安时期（1935年10月至1948年3月）无疑是中国共产党百折不挠、兴旺。

弘扬延安精神作文的详细内容

弘扬延安精神作文

时间:2016-02-24 20:03 来源: 我爱IT技术网编辑:佚名

欢迎您访问我爱IT技术网，今天小编为你整理的专题知识是：【弘扬延安精神作文】，下面是详细的分享！

弘扬延安精神作文

在中国共产党九十年的历史中，延安无疑是中国革命转败为胜、柳暗花明的革命圣地；延安时期（1935年10月至1948年3月）无疑是中国共产党百折不挠、兴旺辉煌的“黄金时期”；延安精神无疑是我们兴党创业、建国执政的强大武器。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机遇新挑战和新矛盾新风险，我们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就必须大力弘扬延安精神。
延安精神的核心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本质是艰苦奋斗
延安精神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内涵非常丰富。
那末，延安精神的核心和本质究竟是什么呢？对于这个问题，见仁见智，莫衷一是。笔者根据自己在延安生活和工作二十三年（1969年2月至1992年5月）的经历和感悟，以及多年来学习和研究的心得体会，认为延安精神的核心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本质是艰苦奋斗。
早在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就在党的“七大”政治报告中明确指出：“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1945年8月13日，毛泽东还在延安干部会议上强调指出：“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如果有了错误，定要改正，这就叫向人民负责。”
1949年10月26日，在普天同庆新中国成立之际，毛泽东在给延安同胞们的“复电”中，谆谆告诫“全国一切革命工作人员永远保持过去十余年间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人员中所具有的艰苦奋斗的作风。”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的讲话中进一步明确指出：“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1957年3月18日和19日，毛泽东又在济南和南京的党员干部会议上，发表了以“坚持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为主题的讲话，强调指出：“共产党就是要奋斗，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
2002年12月6日，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以后二十天，就到西柏坡学习考察并明确指出：“牢记党的宗旨，坚持艰苦奋斗，这两者之间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只有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才能保持艰苦奋斗的革命意志和革命品格；只有坚持艰苦奋斗，才能更好地履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2006年10月22日，胡锦涛同志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七十周年大会的讲话又强调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就是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长征。”要“保持和发扬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沿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继续把革命前辈开创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不断描绘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图景！”
这些重要论断，既高瞻远瞩、意味深长，又言简意赅、一语中的，回答了延安精神的“核心”和“本质”。延安时期十三年的史实，同样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
从“九死一生”到兴旺辉煌的“东方魔力”
从1931年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开始，王明“左”倾错误领导在党中央统治长达四年，使革命力量在红区损失百分之九十，在蒋介石统治区损失几乎百分之百；红军从30万人减少至约3万人，共产党员从30万人减少至约4万人；并造成中央革命根据地（以江西省瑞金为中心的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惨遭失败。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共8.6万多人被迫实行战略转移，从1934年10月10起突围，“死里求生”。
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机关、中央红军经过长征陆续到达陕北保安县吴起镇（今延安市吴起县）的时候，总共只有约7000人，真所谓“九死一生”；而且历经千山万水、千难万险，指战员们饥寒交迫，精疲力竭，成了“皮包骨头”。然而，正如毛泽东当年所说：“结束一年长途行军，开始了新的有后方的运动战。”“留下来的是中国革命的精华，都是经过严峻锻炼与考验的。留下来的同志不仅要以一当十，而且要以一当百、当千。”
从此，经过卧薪尝胆、凤凰涅槃般的十三年，终于得到了不仅“起死回生”而且百炼成钢的结果。到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共中央机关从陕北吴堡县东渡黄河进入华北的时候，人民军队已经发展壮大到约240万人，解放区民兵约300万人，党员队伍共约290万人。
在这十三年中，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审时度势，励精图治，兴党强军，争取民心，创造和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理论和实践经验。下面，着重从延安精神的“核心”和“本质”这两个方面简要论述。
在延安时期，毛泽东说过：“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共产党是鱼，老百姓是水；水里可以没有鱼，鱼永远也离不开水。”毛泽东还以史为鉴，引经据典，向各级干部反复讲过：“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创业维艰，守成更难”；“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更加可贵的是，中央领导同志率先垂范，以身作则，“说得到，做得到，全心全意为着人民立功劳”。例如——
（一）毛泽东闻骂“罪己”，掌握真实的社情民意。
1941年夏季，毛泽东先后两次受到了群众的“咒骂”。当时，天空炸雷，地上触电，两次劈死了两个人。一个农民骂“老天爷不开眼，为什么不劈死毛泽东”；另一个农妇伍兰花（丈夫触电身亡）骂“世道不好，共产党黑暗，毛泽东领导官僚横行”。保卫部门闻讯，就要逮捕这两个“竟敢如此咒骂毛主席”的“反革命”；并把伍兰花从清涧县拘押到延安城，建议判处死刑，报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公审以后就枪毙，以此来稳定社会局势。
毛泽东知道以后，两次都阻止了保卫部门的行动，并严厉批评他们的错误观念。毛泽东说：群众发牢骚、讲怪话，说明我们的政策和工作有毛病。不要一听到群众有议论，讲了几句尖锐一点的难听话，就去追查，就进行打击压制。这种做法实际上是软弱的表现，是神经衰弱的表现。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不让人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那就难免有一天要垮台。我们是共产党人，无论如何不要造成同群众对立的局面，这是一个必须坚持的根本原则。我们绝对不能搞国民党捕杀老百姓那一套！
毛泽东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的领导同志一道，深刻反省，深入调查，发现“确实公粮太多”，“加重了人民的负担”。陕甘宁边区政府向农民征收的公粮（农业税），由1937年1万石（1石约300斤），增加到1941年20万石；1941年老百姓还买了公债500万元，又出工出畜运输公盐6万驮（1驮约150斤）。毛泽东说：这样把老百姓搞得相当苦，说这些负担还不是毛泽东领导着搞的？雷公为什么不劈死毛泽东？我不怪说这些话的人，怪我们自己。我们是有责任的。我们共产党人应该“俯首甘为孺子牛”，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绝对不能把老百姓当成“牛”。后来，在党的“七大”期间，毛泽东又四次作自我批评，检讨加重农民负担的问题。
（二）实行精兵简政，切实减轻人民负担。
1937年9月6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以后，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变化，加上党和政府、军队工作中的失误，导致机构膨胀；1941年的脱产人员总数，相当于1937年9月的五倍。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在1941年11月18日通过了精兵简政的决议。中共中央在1942年12月1日《关于加强统一领导与精兵简政工作的指示》中严肃指出：“如果再不改变，简直是自杀政策。”毛泽东在同月又强调指出：“这一次精兵简政，必须是严格的、彻底的、普遍的，而不是敷衍的、不痛不痒的、局部的。在这次精兵简政中，必须达到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五项目的。”“食之者众，生之者寡，用之者疾，为之者舒，是要塌台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带头进行了三次精简，直属机构从35个精简到22个，工作人员从469人精简到279人；向农民征收的公粮，由1941年的20万石，减少到1943年18万石，1945年又进一步减少到12万石。通过精兵简政，从根本上解决了“鱼大水小”的矛盾。
（三）开展大生产运动，自力更生度难关。
1940年至1942年，由于日本侵略军残酷“扫荡”并实行“三光”（烧光、杀光、抢光）政策，国民党政府实行经济封锁并先后发动两次反共高潮，加上严重自然灾害，使各个抗日根据地处于最困难的时期。正如毛泽东在1942年12月所说：“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面对异常严峻的形势，各个抗日根据地都开展了既声势浩大又扎实有效的大生产运动。1943年仅陕甘宁边区的机关和部队生产的细粮（小米）就有3000多万斤，占本地区需求总量的38.5%（不少部队实现了粮食、经费全部自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大军民，终于用“自己动手”的办法，达到了“丰衣足食”的目的。毛泽东说：“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未有的奇迹”。
（四）执行“三三制”，从组织上保证群众监督。
在抗日民主政权中，人员的分配比例，共产党员、左派进步分子、中间分子和其他分子大体各占三分之一（党外人士共占三分之二）。毛泽东强调：上述人员的分配是党的真实的政策，不能敷衍塞责。共产党员要坚决反对主观主义和关门主义的作风，与党外人士民主合作，使他们有职有权。精兵简政这个“极其重要的政策”，“就是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来的；他提得好，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采用了。”李鼎铭还连续两届担任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李先生言者有功，毛主席闻者足戒”成为延安时期的一段佳话美谈。
1940年3月6日，毛泽东在党内指示中又明确指出：“所谓领导权，不是要一天到晚当作口号去高喊，也不是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在1941年11月选举陕甘宁边区政府委员时，当选的十八人中本来有中共党员七人；由于超过了“三三制”的规定，德高望重的徐特立（毛泽东年轻求学时的老师）主动申请退出，然后按得票多少的次序，改由一名党外人士递补当选。议员代表李丹生感慨说：共产党“说到做到，以信义昭示天下，则天下都是你们的。”
（五）认真整顿“三风”，着重从思想上建党。
从1938年9月至1945年6月，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经过准备和试点、普遍整风和学习、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共三个阶段，在全党开展了整风运动，史称“延安整风”。其任务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其实质是“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着重从思想上建党，解决当时“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的问题（毛泽东）。
毛泽东身体力行，亲自担任延安整风的最高领导机构中共中央总学习委员会的主任，并兼任中央党校校长；先后发表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重要演说、报告和著作。他强调指出：“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
经过延安整风，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作风上、军事上第一次达到了高度的巩固和统一，密切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和鱼水关系，进而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争取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如邓小平（时任中共中央代理北方局书记）1943年11月10日指出：“这次整风在党的历史上是空前的，不仅对于我们中国党的建设有其伟大的意义，就是对于世界各国党也是很重要的贡献。……整风运动是我们建党的百年大计”。
（六）建设廉洁政治，严防腐败变质。
早在建党初期1927年3月，毛泽东就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提出了“廉洁政府”和廉洁政治的理念。
在延安时期制定的《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暂行条例》等法规中，明确规定了“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等；更加重要的是，以实际行动取信于民，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
例如，1941年12月底，清涧县张家畔税务分局局长肖玉璧（1933年参加革命的红军战斗英雄，全身有伤疤九十多处，曾任陕甘宁边区某区主席、贸易局副局长），贪污3050元；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坚持“罪不否功，功不抵罪”的原则，依法判处执行死刑。《解放日报》（当时的中共中央机关报）在1942年1月5日评论中指出：在“廉洁政治”的地面上，不容许有一个“肖玉璧”式的莠草生长！有了，就拔掉它！
诸如此类的人和事，彰显了延安时期“从严治党”的思想和行动。美国记者斯诺在1936年和1939年先后两次访问延安以后写道：我看到毛泽东住在简陋的窑洞里，穿的是打了补丁的衣服，吃的是小米饭和辣椒土豆丝；周恩来睡在土炕上；彭德怀穿的背心是用缴获敌人的降落伞做的；林伯渠（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的耳朵上用线绳系着断了一只腿的眼镜；红军大学学员把敌人的传单翻过来当作课堂笔记本使用……“他们坚忍卓绝，任劳任怨，是无法打败的。”斯诺称赞：延安“只见公仆不见官”的“那种精神，那种力量，那种欲望，那种热情……是人类历史本身的丰富而灿烂的精华”，是“东方魔力”、“兴国之光”。
著名的南洋爱国华侨领袖、实业家陈嘉庚，1940年3月到重庆（国民党中央所在地）考察国内抗日战争，慰劳抗战军民；国民党政府拨款8万元接待费；“宴请”一桌800元。他在重庆看到“酒楼茶馆林立，一席百余元，交际应酬互相追逐”……同年5月31日，他到延安考察，毛泽东、朱德的“宴请”是小米饭、家常菜。他在延安看到 “一无贪官污吏，二无土豪劣绅，三无赌博，四无娼妓，五无小老婆，六无叫化子，七无结党营私之徒，八无萎靡不振之气，九无人吃磨擦饭，十无人发国难财”。他感慨地说：“真想不到，共产党统治下的地方，民风这样好！”“贵党上下平等，亲密无间，实在令人钦佩！”他还对儿子说：“此次劳军，经延安所见，深感中国有希望了！”
“厉行廉洁政治”，使延安成为中国革命的“灯塔”和神州大地的“磁场”。延安时期从四面八方包括从国民党统治区冲破封锁，爬山涉水，奔赴延安投身革命的男女青年共25万多人；还有600多名海外华侨和200多名国际友人，也远涉重洋，投奔延安。他们看到了“国军”和“共军”两个地区明显而巨大的反差，所谓“重庆有官皆墨吏，延安无土不黄金”。
大力弘扬延安精神的现实针对性和时代意义
星移斗转数十年，神州沧桑喜亦忧。建国执政六十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许多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同时也存在不少触目惊心的严峻问题。
在党的建设方面，我们党已经从在革命战争环境中夺取政权的党，转变为在和平建设环境中长期执政的党；党员队伍已经从1949年10月建国时448万多人，发展壮大到2009年12月近7800万人。在国际敌对势力针对中国蓄意推行“和平演变”战略图谋的大背景下，在国内经济、社会和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观念、道德观念都趋向多元化的大环境中，党员队伍经受着长期执政、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和外部环境的严峻考验。由于诸多方面错综复杂的原因，不少党员包括一些领导干部，有的“根正苗红，蜕化变质”，有的“先天不足，后天恶化”，在“不拿枪的敌人”和“糖衣炮弹”的攻击面前打了败仗、当了俘虏；有的人甚至缴械投降，沦为新时期“潜伏”在共产党内部的叛徒和内奸，变成国外国内敌对势力的代理人和代言人。
2009年9月18日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指出：全党必须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常怀忧党之心，恪尽兴党之责，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笔者认为，大力弘扬延安精神的现实针对性和时代意义，至少有以下四点。
（一）只有坚持根本宗旨，才能巩固执政地位。
“水能载舟，水能覆舟”。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老百姓就没有共产党。因此，“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唯一的根本宗旨；从革命战争时期“解放人民”，到建国以来“执政为民”，这个根本宗旨是一脉相承的。不论到什么时候，不论形势和任务发生什么变化，这个根本宗旨都不能改变，真所谓“万变不离其宗”。这是由党的性质决定的。各种腐败分子（不包括犯错误的同志）之所以由人民公仆异化、蜕化为人民公贼甚至人民公敌，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自己背叛了党的这个根本宗旨，也背叛了延安精神。
同时，我们党的执政地位，既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更不是一劳永逸的；过去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如果党的根本宗旨变了，变成“为人民币服务”、“为个人或小集团服务”，那末，共产党就会名存实亡，执政地位就会得而复失。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原苏联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在连续执政七十四年以后得而复失，就是我们的殷鉴和史镜。我们中国共产党一定要用实际行动打破“历史周期率”和“执政怪圈论”。决不能半途而废，决不能“自毁长城”！
（二）只有坚持艰苦奋斗，才能抵制腐败现象。
邓小平1986年1月17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讲话中明确指出：“经济建设这一手我们搞得相当有成绩，形势喜人，这是我们国家的成功。但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他1989年3月23日又告诫全党和全国人民：“应该保持艰苦奋斗的传统。坚持这个传统，才能抗住腐败现象。”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温家宝总理2010年3月14日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记者会上明确指出：上海和北京的发展不能代表整个中国。穷人和弱势群体在社会中是多数。他2010年9月23日在联合国大会上又强调：“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尽管我国GDP总量已经位居全球第二，但人均GDP仍然排列全球第一百位之后。因此，我们必须保持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的作风和精神，决不能“未富先奢”、玩物丧志。知耻后勇者兴旺发达，讳疾忌医者自取衰亡。当前，针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利己主义和官僚主义、形式主义、自由主义以及“穷大方”、“败家子”、“两面人”和“刮歪风、拍马屁、吹牛皮”等消极腐败丑恶现象屡禁不止、变本加厉、泛滥成灾、祸国殃民的严峻现实，我们必须用深入惩治腐败、坚持勤政廉政的实际成效取信于民。决不能“饱汉不知饿汉饥”，决不能“崽卖爷田心不疼”！
（三）只有坚持从严治党，才能永葆党的先进性。
邓小平在1980年12月25日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我们一定要宣传、恢复和发扬延安精神，解放初期的精神，以及六十年代初期克服困难的精神。”他在1986年1月17日讲话中还强调：抓精神文明建设，抓党风社会风气好转，必须狠狠地抓，一天不放松地抓，从具体事情抓起。真正抓紧大有希望，不抓紧就没有希望。要真正抓紧实干，不能手软。现在总的表现是手软。有些党员干部的作风和社会风气实在太坏了。要下决心抓，恢复到五十年代最好时期的党风和社会风气。邓小平又强调：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以身作则非常重要。群众对干部总是要听其言、观其行的。高级干部要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传统。我们的党员和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一定要努力恢复延安的光荣传统。为了整顿党风，搞好民风，先要从我们高级干部整起。如果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
如今，邓小平的讲话言犹在耳，振聋发聩，完全没有过时。我们一定要认真贯彻落实，决不能置若罔闻、掉以轻心！必须坚定除恶务尽、“零容忍”的态度和决心，决不能口硬手软、姑息养奸！要坚决纠正那种“上梁不正下梁歪，中梁不正倒下来”的现象和问题。要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中真正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制度面前没有特权；既要防止“欲加之罪，何患无词”的冤假错案，又要防止“欲减之罪，何患无词”的纵宽软案。
（四）只有坚持扶正祛邪，才能做到与时俱进。
邓小平早在1980年12月25日讲话中就指出：我们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已经坚持用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指导整个工作；用共产主义道德约束共产党员和先进分子的言行；提倡和表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个人服从组织”，“大公无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现在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期，有人居然对这些庄严的革命口号进行“批判”，而这种荒唐的“批判”不仅没有受到应有的抵制，居然还得到我们队伍中一些人的同情和支持。每一个有党性、有革命性的共产党员，难道能够容忍这种状况继续下去吗？如果一个共产党员没有这些精神，就决不能算是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他在1983年10月12日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的讲话中又明确指出：“左”的错误决不允许重犯。但是，不少同志片面地总结历史教训，认为一讲思想斗争和严肃处理就是“左”，只提反“左”不提反右，这就走到软弱涣散的另一个极端。一定要彻底扭转这种不正常的局面。现在有些错误观点自称是马克思主义的，有的则公然向马克思主义挑战。对此，马克思主义者应当站出来讲话。
俗话说：天地有阴阳，人间有正邪，官场有忠奸；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我们一定要旗帜鲜明地理直气壮地扶正祛邪，扬清激浊。要抵制和批判各种似是而非、假冒伪劣的奇谈怪论和歪理邪说，防止和纠正各种“潜规则”、“逆淘汰”和“挂羊头卖狗肉”、“拉大旗作虎皮”的歪门邪道和歪风邪气，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真正做到扶正祛邪、与时俱进。否则，就可能“进一步退两步”。
总之，延安精神是我们党的精神支柱和传家之宝；人民群众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和执政之基，艰苦奋斗是我们党的政治本色和“兴国之光”。我们必须坚持执政为民不动摇，艰苦奋斗不懈怠，科学发展不折腾；千万不能扔“旗”（毛泽东思想）丢“魂”（延安精神）忘了“本”（人民群众），千万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千万不要到打仗的时候才想起老百姓，千万不要人为地把老百姓“逼上梁山”！要做延安精神的传播者和践行者；使延安精神薪火相传，发扬光大，在神州大地开花结果，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