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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信书不如无书事例的详细内容

尽信书不如无书事例

时间:2016-02-24 20:52 来源: 我爱IT技术网编辑:佚名

欢迎您访问我爱IT技术网，今天小编为你整理的专题知识是：【尽信书不如无书事例】，下面是详细的分享！

尽信书不如无书事例

1、以前小学里有一篇课文《长城砖》，说在太空里看地球，能看到中国的长城，其实从物理和光学的角度考虑，这根本无法实现。后来杨利伟在神舟五号上向下看，发现根本无法看到长城，后来教材中取消了这篇课文。

2、在天文学界，“地心说”统治了长达一千多年，天文学家哥白尼经过长期天文观测和研究，创立了更为科学的宇宙结构体系——日心说，从此否定了地心说。

3、古希腊科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物体下落速度的快慢是不一样的，1700多年以来，人们一直把这个违背自然规律的学说当成不可怀疑的真理。伽利略根据自己的经验推理，大胆地对亚里士多德学说提出了疑问，并亲自在比萨斜塔做了实验，证明了物体下落的快慢与物体的重量是没有关系的，揭开了落体运动的秘密。

4、在地质学界，“中国不存在第四纪冰川”曾经是个定论，中国地质学家李四光在研究过程中发现这个错误的推论，关大胆提出了中国存在第四纪冰川的看法，经过十几年的考察、研究，证实了这一事实，并第一次得到了外国科学家的承认。

必，而且庆祝的也不是辩证法。辩证法，你庆祝不庆祝，它总归是要胜利的。庆祝的倒是因为，死对于死者是解脱，对于生者是卸了负担。
　　其实，远在伟人伟论以前，我们聪明的民间哲人，百姓平民，早就有了“婚丧嫁娶，红白喜事”的理论和实践。就是二者等同为喜事的庆祝仪式，一样的吹喇叭，放鞭炮，一样的唱戏班，看热闹。不同的只是丧事上多了几个女人的“唱歌一般的哭声”。那唱哭，一致的念念有辞，一定的声调节奏，一样的掩面俯仰，多半只是邻里亲友礼节性应酬。既然转生了女人，你就得学会。所以除了中年丧偶，很少有失声痛哭的。现在是改朝换代，妇女解放了，连这礼俗的唱哭也不见了，年久失传，她们都忘了歌谱。
　　我们伟大的哲学家最会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也最通二十四史和资治通鉴。对治乱之道，御民之术，社会实践，物极必反，矛盾和转化尤为精到。这规律，实在也不以意志为转移，当然也不以权力为转移。举几个事例。
　　1951-1952年“三反”，贪污在一千元以上者即为老虎。全国共打成多少老虎不知道，反正没有无老虎的单位，反正就如市委书记阎正方后来“文革”打他“内人党”时说的：“三反时我在武川也打了不少老虎，到头来连个狗也不是”。那时的干部们，还只知道革命，没学会贪污。贪污腐化是这之后才逐渐懂得，逐渐深化，逐渐发扬光大，成了癌症的。
　　那时的“三反”，虽不像“文革”之于“牛鬼蛇神”，却也像是阶级敌人，十分斗狠，凡是干着财务、总务、基建等沾上钱、物工作的，不管戴不戴上“老虎”帽子，几乎一个也脱不过，有些挺不住的就走上自杀之路，叫做叛党，自绝于人民。说也怪，每次运动中总有那么一些人，明明知道没有死的权利，却鬼迷心窍地硬是去争这个权利，不知阎王爷会给他什么好处。那时干部少，单位也少，一般部门只有一长，像我们那个绥东专区，地委只一个副书记，专署一个正专员是地委委员，所辖七个县，单就财政科（局）长的全部七人中，就有陶林和武东两个县的一个死在狱中，一个自杀身亡，两个人都是抗日时期的老干部。武东县的财政科长是1938年参加革命的同志，这老资格，想来挨整也不是一次，临上吊前问他不足10岁的独生女：“你长大了干啥？”也如鲁迅笔下卖馄饨的儿子长大了也卖馄饨一样，她“长大了也当干部”，这位老革命痛苦地告诫她：“你可千万不要当干部！”
　　1954年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是建国以后一波接一波的大批电影《武训传》，大批俞平伯及其《红楼梦研究》，大整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大斗“以笔杀人的伪君子”梁漱溟后第一次大规模的文字狱运动。直接牵连二千多人，70多人判刑，有的死在狱中。胡风本人则从1955年入狱，一直坐到1980年平反，也算是老资格，比之潘汉年的终身囹圄了。只是胡风比潘汉年幸运，潘汉年游刃虎穴，殊才殊勋，曾周旋于南京、上海和香港，以共产党人身份多次出入于汪伪特工总部主任兼江苏省长李士群公馆，随李士群进入过汪精卫公馆，接触过日方要员，弄出多少黄金情报，救出多少社会名流和地下党员（尤其在香港沦陷），却没能活到昭雪平反。
　　此公狱中还不老实，不但学着鲁韵放毒“竟在囚房度夕时，奇冤如梦梦如丝。空中悉索听归鸟，眼里朦胧望圣旗。昨友今仇何取证，倾家负党忍吟诗。廿年点滴成灰烬，俯首无言见黑衣。”而且对于“仇人相见，分外眼明”也一窍不通。当年整他的“仇人”，后来“文革”时也整到自己头上的那个封为“阎王殿”（中宣部）的二阎王周扬被打成反革命，专案组几次派人到监狱逼他写检举周扬的黑材料，并诱之以立功赎罪，争取宽大时，他竟不予合作。
　　1955年“一化三改”，一夜之间全部消灭了资本主义经济，实现了私营和个体工商业的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都成了社会主义经济一体化，不留一点尾巴。现在，半个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成果哪里去了？全民所有制的国营企业怎么样了？
　　1957年，更大规模的以言治罪的文字狱运动，源于中央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开座谈会，号召党外人士尤其是知识分子大鸣大放，大胆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以克服党内“错误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然而，这鸣放，很快就变成“阳谋”（注1），变成引蛇出洞，变成毛说的“是让魑魅魍魉、牛鬼蛇神大放特放，让毒草大长特长，以便动手消灭这些丑类。”于是几个月内，便在全国除了工农兵以外的干部及其它知识阶层，按照上级下达的指标，“急风暴雨”地打成55万没有资产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这有政策界定，军队副排级以下是兵，正排级以上是干。同样一句话，出自干部和教师便是右派，出自工人和士兵便不是；大学生便是，中学生不是，但中学生有政审，想考大学，你就等下辈子吧。）此外，还有相当数量的不公开宣布戴帽，也不公开摘帽的“中右分子”，亦即内控右派，留机关内部控制使用。
　　一个简单的例子是，清华学成桥梁、又到美国学成水利、归国报效的顶尖水利专家，被毛指为脑后有反骨的黄炎培之子黄万里，就只因坚持反对修建三门峡水库被打成右派。黄万里从水文、地理等多项数据论证，三门峡水库不能修，但无人听取。我们是只信苏联的社会主义，只听苏联专家的。最后黄建议，如果一定要修，就留几个排淤涵洞，也不听。报国无门、悲愤已极的黄万里顿足长叹：“我这水利算白学了！”结果如何？每年清淤等工作花钱无底洞不说，还殃及渭水河床淤高，泛滥成灾。黄万里是白学了，用时下黑话就是把他废了。（注2）
　　关于定性，毛泽东说：“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和人民的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不打退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处理时说是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宽大处理，一般可不判刑，但不判刑不等于不劳改。而且这“宽大”也不施之于极右分子和历史上在旧政权、旧军队干过事的人，他们一经打成右派，便即顺理成章地再加一顶帽子：现行反革命分子。处理以后，马上就变成敌我矛盾，与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分子）并列的“五类分子”阶级敌人，或开除，或劳改，或流放，右派大名，屈居末席，实属首恶。几年后，不知何故，报刊文章上又悄然变“五类分子”提法为地富反坏“四类分子”。其实是嘴里说着四类，手上打着五类，政治身份丝毫未变。再几年，文革开始，又成了名实相符的“五类分子”。“右派”这顶戴不烂、打不掉的宝贝帽子，成了魔术师手里的道具。然而不管怎样变来变去，也没变出十八层地狱，始终都是最危险最可恶的反党反毛、思想瘟疫的阶级敌人，比之印度种姓社会不可接触的贱民还要不可接触的罪人。22年以后，1979年，还是这些“丑类”，活着的和死去的，除保留几个标本，以证反右运动是“必要的、正确的”外，全部改正平反，说明他们原本无罪，只是长了一个嘴巴，或者说长了一个脑袋，压根儿也没想过反党反毛。而且按公今度说法，那些意见，“它们并非粪秽，有的倒是金子”。
　　从此，开始了只会喊万岁，丢失了人的独立思考，党的实事求是，民族精神的正直和善良。
　　1957年，成了共和国的第一个里程碑。
　　打退了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开始了1958年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大跃进运动，提出10-15年超英赶美，口号是一天等于二十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全国一哄而起，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遍地开花。工业土法上马，以钢为纲，有条件的要上，没有条件的创造条件也要上，有些地方就伐木为炊，砸锅炼铁，数百万土高炉，全国六分之一的近一亿人上阵，大炼钢铁，齐放钢铁“卫星”，日产钢铁几万吨。农业以粮为纲，“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争放粮食“卫星”，亩产粮食几万斤。大食堂吃饭不花钱，真的当年就进入了共产主义，肥得流油了。但到第二年第三年，就莫名其妙的闹起饥荒，全国饿死3000万人，经济损失1200亿元。
　　据《杂文选刊》1999年四期援引权威的中国统计年鉴1983年载：“1959-1961年因粮食消费不足，非正常死亡率全国平均达到18.08‰，其中1960年竟高达25.43‰，大大超过了尚处于战争年代的1949年的20‰”。1959年全国人口是6.7亿，就是说，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共造成3000多万人的非正常死亡。而猛放“卫星”的河南一省就有200万（注3）。该省的信阳地区100万，占了一半。其所辖正阳县8万，新蔡县10万，息县10万，仅潢川息县光山三县统计就有孤儿1.2万，有的村子公共食堂80天不见一粒粮食，饥饿、疾病、死亡，许多绝户，阴森可怖，正所谓“万户萧疏鬼唱歌”。
　　另据水文气象报告显示，1959年至1961年根本就没有大的自然灾害，全系平年或丰年。
　　就是那个厩有羸马，野有饿殍的年代，就是那个吴芝圃，在省会郑州为毛泽东并七个中央最高领导每人建了一套豪华别墅。由于又积极领导了河南的反右倾运动，上调中南局当了副书记。他大概也是在河南呆不下去了。还有那个下死令给各县党组织、武装力量和民兵把关，不许农民外流逃荒，不许给共产党抹黑的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大约也呆不下去了，好像当了替罪羊，受到查处，没有加官晋爵。其实也不要太难为他们，全国一令，工作一致，结果一样，五十步与百步而已。就像耿直彭大将军在庐山会议上说的“总的责任在中央。”“到处给毛泽东建别墅是什么名堂，这总不都是毛主席叫盖的吧。”可以确定的是，只韶山滴水洞---就是文革发动时给江青写信隐居的那个“西方山洞”的“几间茅屋”，是毛主席他老人家明言叫湖南省给盖的。于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据说除了少数边远地区外，全国各省都有行宫，而最为豪华的恐怕除了那个神秘的、包括江青、谁也不能进入的“西方山洞”，还是那最挨饿的1960年动工，1961年完工的庐山“芦林”，其规模之大、之华，单就建筑面积就比那原为宋美龄居，后为毛别墅的“美庐”要高出五倍。
　　大跃进的大灾难到来之快，翌年春即已显现，中央、包括自许的始作俑者也已察觉。于是于1959年在庐山召开了有各省区参加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和接下来的中央全会，旨在纠左纠偏，名曰神仙会，令自由自在，畅所欲言，“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众神仙们由于居于整人位置的高层，并未记取1957年反右派的历史教训，一个个真的建言直陈，检讨大跃进的浮夸缺失，虽然都很委婉，却也都很中肯。尤其那个遵义会议以后当了八年最高职务但并无实权的总书记、被毛封为开明君主的张闻天理论大师，就全国经济形势和大跃进问题做了三个小时、十三个问题的摆事实、讲道理、逻辑严谨的长篇发言。会前秘书劝他已经开始反右了，不要讲了，可他觉得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应当对党和人民负责，并且这篇文章他们驳不倒的。然而领袖自有领袖的高招，不跟你在当前经济工作上纠缠，对张闻天的发言不着一字、不着边际地大讲西汉枚乘的《七发》，硬是把两千年前的“楚太子有疾”拉来和张闻天放到一起，以证张闻天一贯右倾，“老而又老的疟原虫远未去掉。”张闻天无话可说了，缴械投降了，跟着领袖指明的右倾路线检讨起来了。到文革，再来一次，整死了。---一个身居最高职位八年，却一步步让位让权、没有私心、不懂阳谋、直到临死还要求工作的大才子、大好人。同案反党反毛的周小舟自杀了，他可是毛泽东多年的秘书，后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毛的另一个秘书田家英，也在文革一开始就在他的办公室自缢身亡，死时才四十几岁。他把现实政治生活的一切全看穿了。他曾对也是“反党集团”成员的毛的兼职秘书（水电部副部长）李锐说：“如果毛主席允许我离开中南海，我想提三条建言，其中一条是，不要像斯大林百年以后被人议论。”他终于一条也没敢提，带着遗恨走了。
　　还有那个封为横刀立马的彭大将军，竟然摸了老虎屁股，说大跃进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从根本上讲是错误的，人人有责任，人人有份，包括毛泽东。总的责任在中央，不在下面。”这等于把板子全打在了至尊至圣的屁股上，而且直呼其名。原来天威一怒，伟人也会撒泼，竟在大会上放出“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一个儿子打死了，一个儿子疯了，始作俑者，应该断子绝孙！”接下来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后犯人！”再下来，元帅就跟君主骂起娘来。不知深浅的元帅说：“华北会议上，因打了百团大战，你操了我四十天娘，今天你把中国弄成这个样子，我操你二十天也不行！”胸有成竹的君主说：“你操吧，叫你操个够！”（注4）
　　全镇住了，全臣服了，全战战兢兢，诚惶诚恐了。
　　彭大将军呀，都什么年月了，还像我们这些下面的普通干部一样，真的相信党内民主，相信言者无罪？他触了讳，也就触了楣。我们的鲧和洋鬼子的普罗米修斯，虽遭天殛，锁在高加索山上被老鹰啄食肝脏，却给人间世上盗来土火。可你呢？你的万言疏，鼓咙呼，（彭德怀在湖南农村调查时，一个伤残老红军递了一个纸条：“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铁去，收获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百姓鼓咙呼。”）换来的只是变本加厉，人民的更大灾难，国家的更加贫困。为了维护领袖帝位的绝对权威，大跃进运动的不容置喙，不惜以曲为直，以鹿为马，以左为革，以正为反。于是一声令下，群起而攻，仙神们一下子变成凶神。那个深受尊敬的革命家，一直主张三七开（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而拂君意的二把交椅，此时奉命讲讲领袖权威与个人崇拜。这实在是个大难题，该如何讲，刘少奇一点儿谱也没有，可又不能不讲，于是就逢君之意，不讲道理、不负责任地信口开河，胡说起来：“彭德怀反对唱《东方红》，反对喊毛主席万岁，反对个人崇拜，其实他反对的只是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他就不一定反对。我这个人历来是提倡个人崇拜的，现在还要搞，还要搞林彪同志的、小平同志的个人崇拜。与其你搞个人崇拜，就不如毛泽东同志及其他同志搞个人崇拜。与其你篡党，就不如我篡党。老实说，你篡党我不赞成，你要篡，我一定篡。你不篡，那好，我也可以不篡的。”所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这话，错了！毛让出了兼坐的国家主席的座椅，同时头上悬挂了一把达摩克利斯剑。
　　而到1962年，回过头再看大跃进及其后续后果，刘少奇实在于心不安，便天真地、痛苦地对毛泽东说：“大跃进死了那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什么“你我”？毛泽东当然比刘少奇聪明，与其“我”当历史罪人，就不如叫“你”刘少奇当。这笔帐，秋后再算。
　　彭德怀置之死地了，定罪为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反对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接着就在全国导演了、掀起了一场1957年的翻版，反右倾运动。据《中国左祸》讲，“全国被批判的对象，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党员、干部竟达360万。军队整肃，全军划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1848人。被划为中右、二类、三类的15623人。”德人乌利弗兰茨的《邓小平》一书则说：“290万人被打成右倾分子，严重的被送进劳改营。”
　　文革时，彭德怀这位忠心耿耿，刚直不阿的开国元勋，统帅三军，南征北战，降日屈美，威震中外的共和国元帅，又成了脑后有反骨的魏延，里通外国的反党叛国分子。从1966年12月到1974年11月，关押打斗8年，断了几根肋骨，几次死去活来，最后倒在伟大领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血泊里，死在造反派“革命”小将的呵斥辱骂声中，拳打脚踢之下。
　　彭德怀死了，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一面一面全倒了。右倾分子也都全部平反了。他们原本也只是长了一个嘴巴，或者说长了一个脑袋，压根儿也没想过反党反毛。
　　从此，彭德怀就同呕心沥血、苦苦支撑着960万平方公里大厦直至累死的周恩来一起，成了全国人民最为敬仰的巍巍高山。
　　1976年1月周恩来逝世。在国内，一方面是下令限制悼念活动，一方面是全国人民无声的悲痛。灵车缓缓驶过的十里长街上，百万市民自发排来泪眼相送。过几个月，清明节，地火爆发成天安门前，纪念碑下，持续几天的花山人海诗浪涌的悼念活动。诸如“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识破假马列，怒斥妖婆娘。”以及直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的“黄浦江上有座桥，江桥腐朽已动摇。江桥摇，是拆还是烧？”于是遭到六百多名警察队伍（当时说是民兵）手持大棒，劈头盖脸，逢人便打的“四五”血案，以及接着全国范围的大搜查，大逮捕。人民流了血，成了反革命。在国际，设在纽约的联合国总部，特别为之下了半旗。当记者们追问，全世界一百多国家，何以独向中国总理致敬时，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的奥地利人瓦尔德海姆说：第一，中国有十亿人，周恩来没一个子女。第二，中国有很多钱，周恩来没一文存款。你们哪国元首或者政府首脑做到这两条，照下半旗不误。
　　当然，哪国领袖也做不到。
　　我们的彭元帅就也是一无子女，二无分文。
　　我们第一代的领袖们，有三个个性最为突显，最为人所敬畏：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一个至权，一个至德，一个至刚正。至权者可为所欲为，运动群众，致人以死，致人以生，致人以辱，致人以荣。然至权之威，虽为万岁，亦随其人之生而生，随其人之亡而亡。唯有至德至正，才是千古丰碑，万世师表。庄子说：“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无己者，心里只装着国家民族，只装着他人也。
　　人也可能变成鬼，鬼也可能变成人。
　　胜利者也可以是失败者，失败者也可以是胜利者。
　　辩证法，你庆祝不庆祝，它总归是要胜利的。
　　按照被整当事人之一的、后来当了内蒙古党委书记的周惠的说法，“庐山会议上没有赢家，——整人的和被整的。”那么文化大革命呢？更才是，全国上下，全都是输家，而且输得更惨。输掉了党内的团结，党风的正派，人格的尊严，人心的善良，国家的富强，民族的脊梁，输掉了马克思主义。
　　1966—1976长达10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其序幕，其实从两年前的“四清”运动就开始了。如同每次运动都有个掐算的数数一样，这次是“全国三分之一的政权已经不在我们手里了！”怎么掐算出来的，谁也不知道。刘少奇并不认为有这么严重，他认为既然是“四清”，就是解决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以及各种矛盾的复杂交叉，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性质。毛泽东干脆亮了底，就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阶级斗争，敌我矛盾。走资派地方有，中央也有。刘少奇还在坚持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有，但不是很多，资产阶级消灭了，还有什么派？一说派，人就太多了，不是到处都有敌我矛盾，煤炭部、冶金部，哪个是走资派？”毛泽东不假思索，脱口而出：“张霖之就是！”天条一出口，“句句是真理”，这个煤炭工业部长张霖之就成了祭旗衅鼓的牺牲。
　　其实刘少奇只是在争辩中“将军”似的随口说了个煤炭部，如果说的是别的什么部呢？一样，别个部长也会衅鼓。
　　刘少奇不敢说话了。他有生第一次逆了龙鳞，敲开了地狱之门。
　　毛泽东大怒了，他不能容许任何人平等的讨论问题，不能容忍只是他自以为是的挑战权威，冲着刘少奇就是一句：“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能把你打倒！”
　　接着的书记处一次一般性汇报会上，邓小平觉得没有什么重要议题，就好心的对毛说：“主席身体不好，就不必参加了”。主席还是去参加了，而且是风风火火地一手拿着《党章》，一手拿着《宪法》，劈头就是“一个不叫我开会（指邓），一个不叫我说话（指刘），为什么剥夺党章宪法给我的权利？”
　　毛泽东要动小指头了，他要发动文化大革命了，这次他不要党章了，也不要宪法了，这次要用马克思主义了。说是“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这就是文革发动的理论凭据和战斗号角，成了那个时代的最强音。直到后来江青受审时，还在法庭上喊叫“造反有理，革命无罪”。其理论认定是胜利了的共产党内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他党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一个是以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两个阶级两个阵营的生死搏斗。天安门广场上8次接见以全国大专院校学生为主体的共1200万红卫兵，煽动起红卫兵运动后，所有的机关、学校、厂矿、农村，凡有人烟的地方，全都一哄而起，“毛主席挥手我前进！”自发的组成对立的两派，各派都自封为响当当的造反派（左派），而指对方为保皇派（保“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两派都拿着《毛主席语录》，喊着“誓死保卫毛主席”，进行誓死的打斗。从辩论，开打，迅速升级为冷兵器，热火器，洋枪洋炮，好不热闹。后来又说不叫群众斗群众了，叫“群众专政”。上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揪军内一小撮，砸烂公检法，踢开党委闹革命，下斗五类分子，牛鬼蛇神，也挺热闹。
　　何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全国除了一个“万寿无疆”，一个“永远健康”，上至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党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下至各级党政机关、企业、学校、城镇居委会、农村生产队的大小头头都是。此外还有那些根子不正、苗子不红的人，战场曾经被俘或打散而未死的人，敌区地下工作曾经被捕或未曾被捕还活着的人，海外归来和有海外关系的人，参加革命前跟旧政权旧军队沾上边或诬为沾上边的人，参加革命后头上有疤、脸上有痣、鸡蛋里有骨头的人，当然，不待说，更有那些建国十七年来历次运动打成的戴帽的3000多万“五类分子”阶级敌人。一根绳上九个蚂蚱，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最后是封号“臭老九”的知识分子（注5），都是革命对象，牛鬼蛇神，大刀向同胞们的头上砍去的人。从大会批斗，毒打，喷气式，烤火炉，冻肉干，拔掉牙齿，割断喉咙，直至枪毙，刀砍，活埋，投岩洞，绞首架。有人统计过，酷刑多至70种，可谓聪明才智发挥到了极致。张志新就是因为对这种“文化大革命”有不同看法，就被割断喉咙枪毙后剔尽肌肉，只剩一具骨架，做了女体标本。这帮“革命”的刽子手，只会杀猪，割肉剔骨，还没学会剥皮楦草，做活人标本，像朱明王朝似的。
　　尤有奇者，令女同胞脱光衣服，站在地上，叉开双腿，由二人用粗麻绳拉锯其会阴部位。或者令女同胞脱光衣服，叉开双腿，令男同胞从全裸的腿间钻过，还要回过头来看着钻过的部位唱一句《逛新城》的“哎呀呀呀呀呀”。你不钻？那好，我们原是“要文斗，不要武斗”，“文攻武卫”的，你不要文攻，对不起，只好武卫，来，给我往死里打！不知这是不是我们内蒙贵地的发明创造，不知盗版也未。
　　焚书，全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和文化，全都是封资修（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一扫精光。书店里摆的只有伟大领袖的大红书和小红书（毛泽东选集和毛主席语录）。银幕上只有第一夫人、“文化旗手”江青钦许的八个革命样板戏和三个电影战、战、战（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
　　有篇讲萧军的文章，其中提到一次别致的焚书仪式：一群臭老九、“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跪成一圈，背后站着一圈监押他们的革命小将，中心是一堆抄家战利品的全部资产：书籍、资料、笔记、手稿。书堆燃起大火。这些反动分子一个个爬起来，不顾一切地扑向火堆，扒找他们几十年的心血。后面的革命小将冲上去，提小鸡似的提起来，摔出去，赏给一顿臭打。这些老家伙也真顽固得可以，“国破家亡欲何之”，还要那些劳什子干啥？
　　持续十年的武化大革命，总共革死多少人命，从未见过官方数字。非正式文件的见之于《天津老年时报》2002年7月23日傅驹骥的文章讲：“叶剑英元帅在一次讲话中沉痛地说：文化大革命死了2000万人，整了1亿人，浪费了8000亿人民币。”
　　始作俑的上海两次武斗，参加人数均在10万以上，死伤1000多人。武汉一次武斗延续近一个月，死100多人，伤2000多人。广西南宁武斗从67年4月一直打到8月，打死1000多人，俘虏8000多人，另有2000多居民被捕，烧毁房屋2800多间，炮轰邕江码头，40多艘船只灰飞烟灭。
　　据内蒙的官方材料讲，1968年深挖子虚乌有的“内人党”（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短短几个月屈打成招346000人，当场致死16222人。但是打内人党的特点就是打！只要不承认和不咬人就上刑毒打，所以这34万人中，绝大部分致伤，致残，致病。伤残病而后死的就是个很大的数目，却是无法统计的。像集宁市委的于振山，就是出了牛棚（全国各地所有机关单位都有私设监牢，关押刑治“牛鬼蛇神”，通谓之牛棚），就进医院，出了医院，就进火葬场。有个女教师，被粗麻绳拉锯会阴后，久治不愈，三年而亡。乌盟政协的林泽生，从牛棚放出来后一进家门不见了老伴，原来早在几个月前就因丈夫被捕惊吓而死。他本人也在几年后去世。
　　北京大兴县文革一开始就大开杀戒，13个公社48个大队从1966年8月27日到9月1日，就有四类分子及其家属325人被杀。满门抄斩者22户。其中最大的80岁，最小的38天。
　　发动者的父母之邦湖南省道县，1967年的两个月内，直接打死4159人，包括被迫自杀的326人。道县的一个村庄在一个风高月黑的夜里将14个地富家庭成员用铁丝和麻绳捆绑，令他们围着一个大溶洞跪成一圈，说是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判处他们死刑，然后用钢钎和木棍一个个打进洞里。有个名叫周群的女教师，本人虽系贫下中农成分，但同为教师的丈夫是地主家庭出身，便连同三个孩子一家五口全部打进溶洞。七天七夜之后，一息如缕的周群被两个学生偷偷救了出来，她终于活了过来，可丈夫和三个孩子全都葬身冰冷的溶洞，只剩她一个人孤苦伤病的活在这个冰冷的世界。
　　道县先进了，所在的零陵地区的其它各县也不能落后，先后共打死9093人，包括被迫自杀的1397人。另有致伤致残的2146人。死亡人员中四类分子3576人，四类分子子女4057人，共占死亡总数的84%。死者中未成年的826人，最小的只有十天。
　　记不清是哪篇文章里一开头就写了一个活埋人的镜头：奶奶抱着孙子，坐在挖好的坑里，当一锹锹土埋在头上时，孙子喊叫“奶奶，迷眼”，奶奶平静的说，“过一阵就不迷眼了”。面对着死亡，面对着恶狼，平静地抱护着孙子，遮挡着瞬间即逝的迷眼。此情此景，不也是令人眼在流泪、心在流血的伟大！
　　遇罗克，一个品学兼优，父母都是知识分子、都是右派分子而无权高考的青年，努力自学了许多，尤其是马列主义。在那“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成为强高音的年代，写了一篇《出身论》，从理论上阐述了这个唯心主义观点的错误，于是遭到残酷迫害。他不服，连续给毛主席写了五封信，满望他的马列主义理论观点能够得到伟大领袖的赏识，可是五次都没有回音。他终于等来了背铐和重镣，等来了法庭宣判反革命分子遇罗克死刑，立即执行。他愣住了，定格了，他不相信这是真的，不相信学了马列主义成了反革命。可这确实是真的。
　　1989年胡耀邦逝世。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廖盖隆写的纪念文章讲，胡耀邦在粉碎“四人帮”后，顶着两个“凡是”（华国锋主席讲的“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必须维护，不能违反；凡是损害毛主席的一言一行，都必须坚决制止，不能容忍。”）的上下阻力，拨乱反正，平反了文革及以前的冤假错案三百万件，近一亿人。
　　经济损失，官方内部文件讲5000亿元，连同1958年大跃进败家的1200亿，约略相当于建国30年全部基本建设投资的总和。就是说，解放以后，我们血汗劳作、辛勤建设30年的全部家当，全都用来打打打！打了锅碗盆瓢，打了水漂。
　　但是仔细想来，最大的损失是什么？难道就是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一堆死数字吗？
　　早在1966年文革初期的12月26日，伟大领袖就在一次讲话中用洪亮的声音说道：
　　祝展开全面内战！
　　文化大革命，真的就像是一场内战，一场闹剧，一场噩梦，一场骗局。全国上下，全是受骗，全是玩偶。——打人的和被打的。
　　就像杂文家陈四益《随笔》上说的：“毛泽东发动文革，究竟想干什么？这是至今专家们也说不清楚的。”（注6）
　　而且，就连那是个什么时代，好像至今专家们也没有说清楚的。陈四益就说那是个“如果不变成狼，就无法生存的时代”。这是杂文家的杂文语言。而世纪文学大师巴金老的文学语言则说是“是非颠倒，黑白混淆，忠奸不分，真伪难辨，对同胞的伤天害理的侮辱和折磨，把惨无人道的残杀当作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国特色的黑暗时代”。就连毛泽东的大秘书、权力中枢的文革组长陈伯达受审时也承认是发疯的时代。他也发疯了。当然还是发动者本人高度概括得精练：就是“造反有理”和“天下大乱”！你就只管造反吧，只要天下大乱就好，造死多少，反倒多少也都有理！（当通天的王海容带着众人的焦虑与托付向他反映外面失控的武斗乱象时，他笑了笑，什么也没说。）所以这由最高领袖、权力顶峰发动的“造反”的真谛和铁律，就必须是“誓死保卫毛主席！”以及还要有一个掌握军队的大保镖林（彪）副主席。到后来，连这“永远健康”的林副主席也不保了，逼跑了，飞到蒙古摔死了，只剩下他老人家一个人“万寿无疆”了。
　　这也好算是最大的红色幽默。
　　古今中外的英雄豪杰，在杀够了人，夺得了天下之后，首要的就是恢复生产，改善民生，安定社会秩序，造就一个诸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盛世什么的，以期长治久安，永保自己好不容易夺来的江山。再没一个皇帝龙椅还没坐热，就先忙着自造内乱，推翻维持自己统治的政权。就是杀戮功臣吧，也如德国历史学家蒙森说的“军事领袖最信赖的，不是他的将帅，而是下级军官”，用得着制造天下大乱，再打一场全面内战吗？
　　这里没有谜底，只有参照。世界列强，每当发生政治、经济或者权力危机时，就寻找借口，制造敌人，发动对外或者对内战争，以转嫁仇恨，蛊惑民心。一人荼毒，万民涂炭。连那列弱列松，全无信义，说话如同放屁的陈水扁，也会挖空心思，千方百计的煽情操弄，挑衅两岸关系，撕裂族群对立。就如05年连战夫妇首访大陆返台后夫人方瑀写的文章讲的：不到北京，不知道官小，不到上海，不知道钱少，不到台湾，不知道“文革”还在搞。
　　而且，那叫什么“内战”？除了初期煽动起来的两派武斗，基本上就是一面理的狼与羊之战，善良的羊们，包括英雄将帅，开国元勋，都是连哼都不哼的撅着屁股，引颈就戮。有的则喊着毛主席万岁，以示忠心。或者像历史学家翦伯赞那样，夫妇双双自杀时，绝命书上歪歪斜斜，不多几句的辩白表忠的后面，一连写了五六个“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1976年9月毛主席逝世，举国哀悼，灵堂设至全国各地的所有基层单位，直至农村的生产大小队。10月宫廷政变，逮捕了第一夫人、政治局委员江青及其“四人帮”同伙。一个工农兵三条件俱备的普通职工，根正苗红，但只会造反，不会成材的小混混，原是上棉十七厂的保卫科副科长，乘着大风起兮云飞扬，拉起杆子，当了“上海工人造反总司令部”的总司令，掀起（67年）一月风暴，夺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受到中央文革的加油与推广，迅即卷起960万平方公里的夺权恶浪。全国所有省、地、县直至基层的党政大权全被造反派夺去，那些老干部们呢?都成了阶下囚。七年后，38岁，一步登天，在1973年的“十大”上，“当选”为接班位置的党中央副主席（江青筹安登基的人大委员长）王洪文；两个新贵，政治局常委（江青登基的国务院总理）张春桥和政治局委员（江青登基的副总理）姚文元；还有一个未进政治局但实权很大，先是坐镇东北的太上皇、辽宁省委书记，后是宫里宫外上传下达的黄门侍郎（江青登基的党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毛泽东之侄、毛泽民之子毛远新。宣布文革结束。一时举国欢腾，二次解放。人们不再道路以目，可以走走串串，说说笑笑了。由是派生了生活层面的三大社会现象：拜年、婚礼和丧事。如果不能参与，便认为疏远，不快，以是越兴越大，拜年的天天疲于奔命，对方则应酬不暇，家家乱哄哄，不得安宁，于是走向反面，逐渐冷淡下来。婚宴越排越大，礼金越送越高，婚礼也走向反面，变成捞钱的一招，无奈的负担，甚至背后骂娘。虽经中央三令五申，禁止大操大办，并警以党纪处分，人们还是顶风违纪，乐此不疲。
　　人——活人和死人，既然也像货币一样，成了特殊商品，法是无能为力的。
　　追悼会也庸俗化，花圈制早已废弃，代之以送幛，就是衣料。衣料背不动了，代之以送钱。悼词也从上到下，从大人物到小干部，都成了千篇一律的八股文章，乏味誉辞。康生这个誉满纸墨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列主义理论家，光荣的反修战士”，原来竟是个秦桧。真的，悼词里没有，从苏联到上海，到延安整风运动，直至文化大革命，终其一生，残害的忠良，岂一个岳飞了得！
　　此公在王明贴上米夫，在苏联大整中国革命者时，投靠王明，为虎作伥。当毛泽东到了延安，掌了大权，又摇身一变，成了毛的亲信，反王明的忠臣。到文革后期，看毛已病重，自己也将结束生命，就想党史正名，又投靠了复出的邓小平。作为大礼，检举了毛的两个幸臣江青和张春桥是叛徒，确曾自首叛变，出卖同志。其实他自己就也是个幸臣，而且没有入党介绍人，怎么钻进来的，谁也不知道。
　　先前我还觉得丧事不比婚事，多灾多难的老友死了，是该去鞠个躬，告个别，寄之以兔死狐悲之情的。然而自从一次不知谁家的超高音喇叭，一天到晚不停的聒噪哀乐，和时不时见街上十几辆汽车，送殡的行列，慢镜头的招摇过市，就不问是哪家公侯王爷，或者大款少爷，就一般的产生了厌恶。这是干什么？是对死人尽孝？还是抖活人荣耀？谁都知道，悲从0中来，爱在真情，尽在无言中。活着不孝则已，死了何苦做戏。都是一条不归路，曲曲折折，坎坎坷坷，不论是种瓜的，种豆的，是草民，是皇帝，是细胞，是天体……。我想，死既然是伟人说的自然规律，辩证法的胜利，或者如凡人说的空手而来，撒手而去，那又何必欢庆，何必哀祭。我的哲学就是，赤诚愚直生来，清淡无为归去。一不陈俗挂孝，二不吹打鼓噪，三不烦知亲友，四不车队招摇。这，只算反潮，不是反毛。
　　人生倘能再走一遍，当能学到许多经验，补偿许多遗憾。
　　这个世界，物换星移，还有许多事要做，还是值得留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