肃反_肃反运动英文是什么[英语]

精选知识

Great Purges

Stalinist Purges

其他回答

suppress the counter-revolutionaries movement

其他类似问题

问题1：肃反运动是什么[历史科目]

苏联肃反运动又称“大清洗”运动,始于1934年的“基洛夫事件”.

问题2：在苏联肃反运动中我记得有一个人在被逮捕时,并没有顺从,而是和抓他的人发生了枪战,虽然最后还是在枪战中死了,但我认为他是个英雄,请问下这个人叫什么名字

是苏联元帅叶戈罗夫,他在对方亮出逮捕令时,毅然开枪拒捕,当场 击毙了一个内务部特工,然后和对方枪战,最后虽然在交火中被打死

这种说法此前光为流传,在都梁的小说亮剑中也专门提到

但关于他的死因有多种说法,1938年2月21日,在斯大林的批准下,叶戈罗夫在莫斯科阿尔汉格尔斯科耶的军队疗养院里被逮捕了,并也被投入到卢比扬卡的地下室,而逮捕令直到4月29才补发,逮捕证则直到1939年2月10日才下发.在受尽极其残酷的折磨和严刑拷打之后,于1939年2月22以所谓的“德国间谍”和“波兰间谍”罪被宣判死刑,次日（这一天是红军的建军节）已被枪决（一说惨死于侦讯过程中）.

问题3：肃反运动详情

　　苏联肃反运动又称“大清洗”运动,始于1934年的“基洛夫事件”.1934年12月1日是苏联共产党（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列宁格勒州委书记基洛夫在列宁格勒州委机关所在地斯美尔尼宫,被内务部的工作人员尼古拉•耶夫杀害.

　　当时基洛夫由于自己的才华,全国影响力不断增长,到1934年成为党内仅次于斯大林的人物,享有很高声望,而且独立性强,才能出众,善于团结工人,坚持自己的观点不会附和斯大林的意见,并且有时赢得多数.这当然要引起斯大林的猜疑与嫉妒.

　　斯大林已把谋杀基洛夫变成为他树立党内的绝对权威,以及独裁统治的一个最重要的步骤.因此他就需要制造舆论,把手中的剑挥向他的敌人——一大批党内优秀干部,以及一批被无辜牵连的人.而且在以后又把执行他命令的这些凶残的刽子手处决,以平息转移一些人的仇恨.斯大林阴险罪恶由此可见一斑.虽然目前没有直接证明斯大林是这一谋杀行动的主谋,但是他却充分地利用此事件使基洛夫被谋杀成了大清洗的导火线,成了30年代苏联肃反运动的开端.

　　中国的肃反运动先后有两次,第一次是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全国各个红色根据地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肃反.赣西南苏区肃清AB团时,屠杀7万多红军.红二十军被中央红军大部队包围聚歼,副排长以上的700多名干部被集体杀戮.闽西苏区肃清社会民主党时杀人如麻,使苏区的30个区委中,只有一个还能勉强维持工作.鄂豫皖苏区进行的肃反使有些地方的村苏维埃主席换一任杀一任,一年内换了四、五任.红二十五军原有1.2万人,43天的肃反过后仅剩下了6000人,而红四军排以上的干部基本被杀光.湘鄂西苏区的肃反使5万多红军减员为4000人,杀得只剩下5个党员,没有士兵愿意提干当班长,更不敢入党.曾中生、邝继勋、刘铁超、肖大鹏、曾炳春、李明瑞、段德昌、万涛、许继慎、朱勉之、季振同、刘士奇等等,这些军级以上的高级将领自30年代初就永远的从中共党史上消失了.他们不是死在国民党的手里,而是死在自己人的屠刀下.可以说,国民党杀害的共产党高级干部,远没有共产党自己杀的多.

　　第二次肃反运动是1955年7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开展斗争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全国各地先后开展了肃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同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彻底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指示》,要求在全国范围内,按照中央“七一”指示规定,进一步开展肃清一切暗藏反革命分子的运动.

　　从1955年年初开始的批胡风运动,发展到该年六月底,已经被明确定性为“反革命”、“反革命集团”,要对其“运动”.自一九五五年六月起至一九五六年底,在全国（除西藏外）城乡开展了肃反运动.党政机关、团体、工矿企业、部队和学校开展的肃反运动,称作机关肃反或内部肃反；农村、街道和私营企业等方面开展的肃反运动,称作社会肃反.

　　历时一年多的肃反运动到底牵涉了多少人?据已经解密的早期政治运动档案,肃反运动到一九五六年底结束,运动中一共逮捕了二十一万四千四百七十人,判死刑二万一千七百十五人,非正常死亡五万三千二百三十人（所谓“非正常死亡”,是指被迫自杀,在斗争会上或刑讯逼供中被打死,或在监狱、劳改中折磨致死等）.而据朱正在《忆凤翔》一文中透露：“人们根据1957年7月18日《人民日报》社论《在肃反问题上驳斥右派》所提供的数字,很容易推算出：这一场打击了一百四十多万干部和知识分子的肃反运动,错案率超过百分之九十四.具体到某一单位,假如那里主持肃反运动的五人小组负责人作风不怎么正派,喜欢整人,或者另有什么个人目的（例如泄私愤之类）,那里的偏差就必定更大一些.比方说,像新湖南报社,让一个伪造了自己全部政治历史的官健平当了五人小组的组长,他就把报社的肃反运动搞得一塌糊涂.打击了十多个人,尽是没有政治历史问题和没有隐瞒问题的,最终没有肃出一个反革命来,错案率是百分之一百”,则肃反运动中受牵连的人还要多.

问题4：苏联肃反运动开展的原因?哪年开展的?

苏联30年代令世人震惊的“大清洗”,其余波回音至今仍在原苏联各国萦绕.千百万“大清洗”受害者的遗孤们,每每想到父祖辈的不白之冤和悲惨命运,心里总是波澜起伏,久久按捺不住激动.迄今,世界舆论界也仍对这个事件议论不休.但直到80年代,在事过半个世纪之后,人们对它的历史真相,对它的来龙去脉和基本原因,仍然若明若暗：或者只知其表不知其里,或者只窥见其冰山的一角,而不知其全貌.在不少著作里,对于“大清洗”运动的许多描述都还仅是根据一些人的回忆,只能支离破碎地说些片断和局部情况；有关“大清洗”历史全貌的描写,能完全以文件为依据的论述和著作,犹如凤毛麟角.只是在苏联解体以后,由于档案的揭密,才给我们提供了以档案为根据,进行全景式研究的可能.

大凡历史事件,只有放在历史过程中才能深刻地去加以理解.苏联30年代的“大清洗”运动就是这样.它虽是发生在30年代下半期,但只有把它放在30年代的整个历史过程当中,才能对它进行深刻而全面的了解.“大清洗”运动是以基洛夫被杀案为导因,以莫斯科第一次、第二次审判作动员,在1937年2～3月联共（布）中央全会上直接发动的.它的斗争目标是包括所有前反对派成员及其同情者,党政干部和经济管理人员,内务部和军队干部,直至社会各阶层的一次大清洗、大镇压.或者说,它是在斯大林的集中领导下,持续3～4年之久,设定有一系列政治目标,涵括着一系列打击对象,在运动中后期又有某些失控的一次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因其设定目标的多元性,打击对象的复杂性,以及持续时间的长久性,决定“大清洗”运动的动因是十分复杂的.不追溯到“大清洗”之前,直到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政治经济过程,不考察党内斗争、社会矛盾和国际背景,是难以理清其动因和脉络的.现仅就与“大清洗”的原因、内涵和与之相关的几个问题,概略加以论述.

“大清洗”运动的基本原因

任何重大的历史事件都不是偶然发生的.其发生、发展的基本原因都潜藏在社会积淀起来的重大矛盾中.如果不从这个基本观点出发,仅从偶然事件进行考察,是不能理解其深刻原因的.对于“大清洗”运动,也应该这样来加以认识.正是基于这一观点,我们从分析大量资料中得出结论,“大清洗”的基本原因是：

1. “大转变”的政治后果和党内温和思潮的抬头

斯大林把反“右倾”胜利后开始的转折——转向超速工业化和强制集体化道路,称作“大转变”.在当时苏联的特定条件下,这条道路虽对国家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有其可肯定的一面,但其负面作用和政治后果也是严重的.集体化中对农民采取的暴力强迫和驱赶“富农”政策,紧接着集体化而来的暴力征粮,对拒绝交粮和交粮困难户采取的各种威逼、体罚、刑讯措施,以及伴随而来的大规模逮捕（注：《斯大林30年代初同肖洛霍夫的往来通信》,《斯大林研究》（中央编译局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室编）,1995年第5辑,第9～49页.）,在农村引起了异常激烈的对抗.据俄罗斯著名农业集体化问题专家B. п.达尼洛夫的资料,在1929年全国有记载的骚动达1300次以上（注：《有文件为证——集体化前夕和集体化过程中的农村史料（1927～1932）》（B.п. 达尼洛夫、H. A.伊夫尼茨基编）,莫斯科1989年俄文版,第23页.）； 仅1930年1～3月,有记录的群众性骚动达2700次以上（不包括乌克兰）,卷入农民达130多万人.（注：〔俄〕H. A. 伊夫尼茨基：《集体化与消灭富农运动（30年代初）》,莫斯科1994年俄文版,第143～144页.）在1930年3月发表斯大林《胜利冲昏头脑》一文后, 一份下达地方的指令中承认,“农民发动的广泛骚动的浪潮”对体制形成了一种威胁.同时,这期间对牲畜的大量宰杀、劳动力人口逃亡和生产力的破坏,也达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

超高速工业化在1930年夏也造成了严重局面.其表现形式之一是,货币体系遭到破坏,预算完全陷入混乱.事态甚至发展到了只有靠抬高物价,发放义务公债,主要是发行纸币的办法来弥补预算的巨大亏空.这种局面造成了物价飞涨,以致货币贬值到了使农民不得不靠以物易物,用农产品换取日用工业品的地步.

农业遭到破坏,而投入重工业的大量资金又靠向国外出口粮食来获得.这种情况引起了粮食供应紧张,不得不靠粮卡定量分配,这又造成城市生活水平普遍下降.

国家经济生活的紧张,城乡群众的不满,其直接负面后果是提高了“右派”领袖们的政治威望.《真理报》不断收到群众来信,认为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是正确的”,他们在台上时,“一切都充足”,“把他们一撤职,什么都没有了”（注：〔俄〕ю. г. 费尔什京斯基：《同布哈林的谈话——对拉林娜（布哈林娜）回忆录〈不可忘记的往事〉的注释》,莫斯科1993年版：〔美〕R.康奎斯特：《斯大林与基洛夫被杀》,纽约1989年版.）.联共（布）中央监委委员、历史学家、在反“右倾”中明显站在斯大林一边的雅罗斯拉夫斯基,在1930年9 月17日给奥尔忠尼启泽的一封信中,明确表示了对这种情绪的担忧.（注：〔俄〕奥.奥列弗纽克：《政治局——30年代的政权机制》, 莫斯科1996年俄文版,第1页.）

群众中的这种思想情绪反映在党内,就是布哈林等“右倾”领袖人物的政治威望得到恢复,党内干部、党员对其思想主张给予广泛的同情和支持.这样,就引起了党内温和派倾向的抬头.广大党员群众对“右倾”的同情和支持,在1929～1931年的清党运动中曾有明显反映,这期间被开除出党的近25万党员中,相当大一部分是因同情并支持“右倾”而被吊销党票的.（注：〔俄〕奥?奥列弗纽克：《斯大林与奥尔忠尼启泽——30年代政治局的冲突》,莫斯科1993年俄文版.）

党的上层在这期间出现了两个新的反对派案件——瑟尔佐夫—洛米纳泽案和柳京案,也是这种思想动向的反映.谢?瑟尔佐夫原是中央登记分配部长,他为斯大林建立官职等级名录制度曾立过大功.为此,斯大林将他提升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并任命为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主席,还将他作为取代李可夫的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职务的预备人选.洛米纳泽则是联共（布）中央委员,当时担任外高加索党组第一书记.他们在反“右倾”中都曾积极支持过斯大林路线,但后来他们为“大转变”的后果所震惊,开始反对斯大林的方针而站到了同“右 倾分子”交好,支持其方针的立场上.柳京则联合布哈林的几个弟子,起草宣言,几乎是用布哈林的语言阐述其政治纲领,甚至公开提出了打倒斯大林的口号.当斯大林在政治局提出处死柳京的要求时,政治局多数没予支持,柳京及其同伙只是被开除出党并被逐出了莫斯科.（注：〔苏〕罗?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24～226页.）

这些新反对派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他们不仅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党内下层的思想情绪,同时也从特定角度显示了党内上层的某些思想倾向.30年代上半期,有诸多事实表明,以基洛夫、奥尔忠尼启泽为首的政治局大多数是主张温和政策的.紧跟斯大林急进方针的,在政治局里仅有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等极少数人.但是,政治局多数仍然尊重斯大林的领袖地位,在公开的重大问题上并没有同他采取对抗步骤,况且,斯大林当时的权力还未发展到日后那种完全的独断,还得顾及多数人的意见.因此,在当时困难甚至危机形势的压力下,政治局多数对斯大林的个人权力还具有某种制约作用.这种情况在1932～1934年间,曾一度使温和方针占了上风. 当时温和方针之深得人心,从基洛夫在十七大上赢得的掌声和选票,从布哈林思想赢得的同情及其本人地位的上升,以及从新宪法的起草工作上,都得到了突出的反映.

上述这一切,显然都没有逃过斯大林敏锐注视的目光.特别是十七大最后选举的一幕,他以遭到近300票反对, 支持率大大落后于基洛夫的景况,使他隐忍着领袖地位不稳的剧痛.在这种形势下,打击党内温和派思潮,扭转党和国家的发展方向,看来成了苏维埃国家舵手所预定的航向.

2. 面临发展模式带来的矛盾和“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的误区

苏联从20年代末期以后选择了超高速计划经济发展模式.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一发展模式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群众要求迅速实现工业化,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愿望和要求,然而,超过客观可能条件的过高速度,加上资金全面紧缺,以及国家科学文化和技术的落后,使这一模式背离了客观经济发展的规律,从而使它陷入了自身的矛盾之中.（1）社会客观经济需求和经济发展的无限复杂性, 同主观认识的滞后性与计划能力的有限性发生矛盾,不可避免地造成了计划的失误；（2）技术设备能力的有限性同高速度、超负荷性产生矛盾, 不可避免带来机器设备的损坏；（3）技术规程的严格科学性, 同生产者本身文化技术的落后性和一味热情蛮干产生的矛盾,必然造成诸多生产事故和残废品的发生.尤其是从1935年秋开始的斯达汉诺夫运动生产竞赛以后,这些矛盾特别突现出来.可怕的是,面对这些矛盾和问题,不是以冷静的科学态度,从经济规律方面,从技术要求和操作规程上寻找原因,而是重犯“沙赫特事件”的错误,一味从政治上去追究“破坏者”和“人民的敌人”.

苏联政治模式的核心成份之一,是高度集权而又缺乏监督的干部任命制.这种制度造成各级干部只对上级负责,为执行上级指令而很少顾及本单位、本地区的实际情况,也往往漠视人民群众的意见和要求.这使官僚主义滋长蔓延；加上官职等级名录制度赋予的特权,又使腐败现象滋生发展.任职的无限期制以及长期的权力腐蚀,造成官场拉帮结派、裙带风盛行,同时也带来养尊处优、不思进取、意志消沉等等干部作风问题.这种现象在30年代已经发展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在1937年2～3月中央全会上,斯大林曾尖锐指出过党内“由亲近的人们结成的小家族,小团体”,互相包庇,“互相吹捧”之类的现象（注：《斯大林文集（1934～1952）》,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64页.）.

怎样解决体制上造成的这些矛盾和问题?斯大林自然谈不到从体制上去找原因.事实表明,他也不能从阶级根源上去观察问题,因为早在1936年修改宪法的讲话中他已经宣布,“所有的剥削阶级都消灭了”.（注：《斯大林文集（1934～1952）》,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第103页.）当时,他更不可能正确认识人民内部和敌我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他看到的只是“资本主义包围”.在他看来,在苏维埃国家只有间谍暗害分子的“阴谋破坏”.他说：“只要资本主义包围还存在,我们这里就会有外国代理人派遣到我们后方的暗害分子、间谍、破坏分子和杀人凶手.”（注：《斯大林文集（1934～1952）》,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41～142页.）无疑,他指出的这种现象是一种严酷存在的事实,但他无限扩大了这些事实,而且也把这种无限扩大的事实仅仅同国外的和党内原有的托洛茨基派联系起来,同时又无限地扩大了对他们的斗争.加上他早已形成的社会主义越接近胜利,阶级斗争越趋尖锐的理论误区,就使他对经济模式和政治体制本身带来的困难和矛盾,只能诉诸不间断的清洗和严酷的打击,从此来寻找出路.

3. 战争危险的逼近和对“第五纵队”的担忧

如果说上述两方面是斯大林进行“大清洗”的基本动因的话,那么,这里所谈的则是他发动1937～1938年“大清洗”的较为直接的原因.斯大林执政后,在20年代几乎不间断地进行了一连串的斗争,而且采取的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手段.1923～1929年间进行的三次党内斗争姑且不说,从1928年“沙赫特事件”起,在社会上和党内就进行了多次杀伐和清洗,择其要者,即包括下述斗争：反“右倾”之后进行了清党运动（1929～1931年）,揭露了所谓“拯救乌克兰联盟”案、“乌克兰青年联合会”案（1930年春）和“劳动农民党”案（1930年）,进行了“工业党”审判（1930年11月25日至12月7日）,揭发了食品供应系统的特务组织破坏案（1930年秋）,还举行了“孟什维克中央联盟局”审判案（1931年）；同时,在党内又先后揭露了所谓瑟尔佐夫—洛米纳泽“反党集团”案（1930年）,以柳京为首的“马克思主义联盟”案（1932年）.这期间,在社会上进行的重大斗争,还包括集体化运动中的驱赶“富农”（1929～1931年）,和紧接其后的征粮运动（1932～1933年）,以及意识形态“大转变”过程中在文学艺术领域、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各部门进行的一连串大批判（1929～1932年）.所有这些斗争,打击面大都波及甚广,在党内和社会上直接伤害并牵连了大量无辜.

经过1933～1934年一度缓和,基洛夫被暗杀案又带来风云骤变,使社会政治生活进一步紧张.从1935～1936年起,接连进行了一连串逮捕、审判、流放和清洗,包括针对克里姆林宫工作人员的“克里姆林宫”案（1935年1～4月）,打击少年犯罪和社会不良分子的斗争,检查党证运动,以及在一些地区重新对反苏分子或富农家庭进行的流放等等.所有这些,又在党内外打击了一大片干部和群众,这就在国内形成了极为紧张的社会政在国内社会政治气氛不断紧张的同时,1936年的国际政治舞台也风云四起,开始出现战争乌云.这同英法在西班牙事变中寻求同德、意妥协,为保持其在世界上的既得利益,放弃遏制法西斯侵略的绥靖政策直接相关.苏联领导看到自己在西班牙事变中同英法交好,建立欧洲集体安全的前景变得黯淡,便由对西班牙的不干涉政策,转而变为积极支持共和派的政策.这样,战争的乌云便开始浓密起来.在这种形势面前,斯大林深深意识到,在国内从党内到党外,“异己势力”强大,深恐从最上层各反对派头目到最底层反对派的同情者,以至包括历次社会政治运动遭到打击的形形色色人员,在战争环境中联起手来,结成“第五纵队”,对政权构成严重威胁.斯大林每想起托洛茨基1926年曾讲到过的法国政府反对派克列孟梭集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不顾德国人打到离巴黎80公里的地方而夺取政府权力的事（注：《斯大林全集》,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0卷,第48～50页.）,就不寒而栗.因此,一旦战争威胁来临,他便下定了进行“大清洗”的决心.这从下述事件可以看出一些端倪来：几乎在苏联改变对西班牙政策的同时,斯大林于1936年9月25日与同在索契休养的日丹诺夫,联名向莫斯科发回一封被认为是发出“大清洗”信号的重要电报——以叶若夫代替雅戈达出任国家安全局局长.这两件事几乎同时发生,被史学家看作绝非“偶然的巧合”：显然,这是打算“在不可避免的战争前夕,消灭在他看来是潜在的“第五纵队”.（注：〔俄〕B.п.德米特连柯主编：《20 世纪俄罗斯史》,莫斯科1996年俄文版,第293～294页.）

对于“第五纵队”的担忧,也为莫洛托夫所证实.这位斯大林的亲密战友直到晚年都坚持认为,我们“幸亏有了1937年”的“大清洗”,“战时才没有出现第五纵队”.（注：〔苏〕《莫洛托夫秘谈录——与莫洛托夫的140次谈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401页.）可见,斯大林这一发动“大清洗”的意图,在莫洛托夫心中是扎根很深的.

以上三个方面,可以说是1937～1938年“大清洗”的基本的和直接的原因. 然而,走向全面“大清洗”的更直接的导因,又是复杂而具体的,可以说,是由一系列事件一步步促成的.

走向“大清洗”运动的台阶

我国过去出版的苏联史著作,在讲到“大清洗”的原因时,大多基本上只讲基洛夫被杀事件；在叙述“大清洗”事件过程时,一般也只讲述莫斯科的三次公开审判.这是苏联档案揭密以前,对于“大清洗”的一种以偏概全的认识.

1937～1938年“大清洗”之发生,除了上述基本的也是主要原因外,还有各种具体的导因,而基洛夫被杀案只是走向镇压的导因之一.莫斯科三次大审判只是1937～1938“大清洗”运动的组成部分之一,而就它们在这次“大清洗”中的地位和作用来看,第一、第二次大审判可以说是整个“大清洗”的舆论准备和战前动员,第三次大审判则已处在整个“大清洗”的尾声阶段.因此,它们只是作为“大清洗”中肃清三个主要反对派头目的战役而安排的,而1937～1938年真正全面的“大清洗”,其主要战役则是在1937年1～5月至1938年1～2月间发生的.这样看来,“大清洗”运动作为苏联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之一,我国史学界是需要重新加以认识的.

联共（布）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列宁格勒市委书记基洛夫1934年12月1日被暗杀.经过苏联史学界和近年俄罗斯史学界多方研究,目前学术界居主导地位的看法是,它既不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对派集团策划的集团谋杀,也不是一直受到怀疑的斯大林策划的谋杀,而是带有某种偶然性的个人谋杀事件.（注：〔俄〕B.п. 德米特连柯主编：《20世纪俄罗斯史》,第373页. ）但这一事件被斯大林用作加强镇压,消灭原反对派和一切对他路线不满者,成了推动“大清洗”的重要借口,则是俄罗斯学术界较为一致的看法.（注：〔俄〕奥?奥列弗纽克：《政治局——30年代的政权机制》,第142（?）页. ）在得知基洛夫被杀几个钟头后,斯大林亲笔给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草拟了一个取名“十二月一日法令”的决议,随后在形式上由政治局批准.该决议规定,侦察恐怖案件要在10天内完成,控告结论在正式开庭审判前一昼夜交付被告；不考虑对犯死罪者的死刑赦免申请；极刑判决宣布以后立即执行.（注：俄罗斯现代史文献收藏使用中心档案馆：第17 库, 第162卷宗,第17分卷,第87页.）这项法令意味着完全抛弃了起码应有的诉讼程序,也放弃了以前规定的对死刑的必要监督.这项法规在1937～1938年的“大清洗”中曾被广泛应用.

基洛夫被杀案很快被斯大林纳入了指控季诺维也夫反对派的轨道.他明确指示,要“到季诺维也夫分子当中去寻找凶手”.（注：〔苏〕《苏共中央公报》1989年第4期.）1934年12月16日夜,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被捕.12月28～29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派出法庭在列宁格勒判处直接被指控组织谋杀的14人死刑.1935年1月9日,苏联内务部特别会议审理了“列宁格勒萨法罗夫、扎卢茨基等反革命季诺维也夫集团案”.该案包括党、政、工会和经济界活动家,共77人,被判处各种不同期限的监禁和流放.（注：〔苏〕《恢复名誉——30～50年代政治审判案》,莫斯科1991年版,第123～147页.）一礼拜后,即1月16 日,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为首的“莫斯科中心”案作为“列宁格勒中心”的领导机构,一案19人被交付法庭,分别被判处5～10年徒刑.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被判刑以后,联共（布）中央又给各地党组织下达了一封密信,题为《关于同基洛夫同志被凶残杀害相关事件的后果》.密信马上断定,谋杀是由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卷入的一个阴谋,号召在党内追究一切与托、季有牵连的人员及其同情者.经过对季、加步步审讯逼供,到1935年以后,所有反对派参加者都被指控参与恐怖活动或同该活动有染.

就是在这个节骨眼上,斯大林在一封信中指出,在党的历史上还存在过其他各种反党集团,他列举了“托洛茨基派”、“民主集中派”、“工人反对派”、“右倾派”和“左右杂俎派”.并且指示,所有这些派别都应该是追查的对象.于是,各地方组织便把怀疑的目标对准了所有在各个不同时期反对过斯大林领导并发表过不同意见的共产党员.

在有关基洛夫被杀的官方说词中,仿佛谋杀是由一个持假党证的人潜入基洛夫办公地点所进行的一次行凶.于是在斯大林的倡议下,便掀起了一场检查党证运动.

这场运动始于1935年5月,迄于同年12月. 形式上是一项检查党证及其登录卡片真伪的工作,实际上是以审查党员、换发党证为中心,伴之以逮捕的清党运动.运动由以叶若夫为首的中央干部总管理局领导,并由内务部协同行动.一些党员经审查被开除出党后,接着就被逮捕.1935年12月,中央领导对叶若夫有关运动结果的总结表示不满,又延长了运动期限.运动的结果,审查了81％的党员.其中9％被开除出党.（注：〔俄〕B.п.德米特连柯主编：《20世纪俄罗斯史》,第379页.）中央预计驱逐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的计划没有完成,因为只有被开除党员总数的3％属于这个集团.这表明,实际存在的托、 季分子并不像中央估计的那样多,但中央领导认为,这是因为各地方党组织中有人故意作梗,在抵制中央方针的贯彻执行.

检查党证运动除收集了大量诋毁党员的档案材料外,肃反人员又将被开除者逐一登记造册,立案侦查,其中许多人被以各种借口逮捕.据叶若夫向中央全会的报告,依据不完全资料,到1935年12月1日,与被开除党籍相关而遭到逮捕的有15218人, 揭发出了上百个“敌对组织和集团”；（注：俄罗斯现代史文献收藏使用中心档案馆：第17 库, 第120卷宗,第177分卷,第22页.）在检查党证过程中没收党证几乎达25万张.（注：〔苏〕奥?赫列弗纽克：《政治局——30年代的政权机制》,第148页.）这样,通过这次运动, 安全机关就在手里实际上掌握了各个不同的时期在各种问题上对“总路线”有所异议的所有党员的材料：这些党员的材料和“帽子”被安全机关拿在手里,何时扣上只是时机问题了.同时,中央领导在运动中也掌握了各地组织及其领导人对其方针的各种态度.这就为日后开展的“大清洗”作了全面的准备和铺垫.

除前述“十二月一日法令”外,1935年3 月通过了一项惩治叛国分子家属的法令,4月颁布了准许判处12岁以上儿童刑事罪的指令,6 月9日,又通过了对任何叛逃国外的苏联公民判处死刑的法令,而对任何知情不报者则处以监禁.这样,通过收集有关各类具有潜在反对派情绪的材料（主要是被开除党籍者）,通过侦查各地党政领导人对中央采取消极抵制或具有抗上情绪的情况,通过强化政治案件的律条,加上1935年秋开展斯达汉诺夫运动以后工矿企业事故连续不断,追究“破坏分子”、“怠工行为”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而这时国际局势的紧张又使苏联领导人越发对联合民主国家,制止法西斯侵略的可能性打上问号——所有这些情况,就使苏联最高领导人最后作出了迈向“大清洗”的决策.

“大清洗”运动的进程

1936年7月29日, 中央书记处向各地组织下达了联共（布）中央《关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革命集团恐怖活动》的密信,以此揭开了“大清洗”运动的序幕.密信以通过刑讯逼供取得的口供为根据,列述了托、季直接勾结,实施恐怖活动的“事实”,在审判前已经把他们“罪行”的结论昭告全党.接着,在1936年8月19～24 日进行的莫斯科第一次公开审判——对“托——季反苏联合中心”案的审判,只是个过场和形式而已.这个案件由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审理,把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16人交付审判.所有被告都承认不仅是信念上,而且行动上同身处国外的托洛茨基有联系,并参加了对基洛夫的谋杀,还阴谋杀害斯大林和其他苏联领导人.他们还供认,其他前反对派成员——布哈林、托姆斯基、李可夫、拉狄克、皮达可夫、索柯里尼可夫和谢列布里亚柯夫等,都参加了反革命阴谋.24日,所有被告被判死刑,并立即执行枪决.

如果说上述联共（布）中央的密信是在党内对“大清洗”所做的一次动员的话,那么,莫斯科第一次公开审判则是对苏联全社会所做的一次大动员.这次审判确认了托、季阴谋存在的事实,而从这一点又成了舆论动员的出发点.在这次公开审判期间或其后,全国上下举行了成千上万的各种群众集会,一齐声讨托——季阴谋,并作出决议,誓同“阴谋分子”斗争到底.这对造成既成事实,发动舆论、动员社会,起了巨大作用.

但是,以雅戈达为首的内务部清楚地知道,非但把托——季反对派与杀害基洛夫联系起来是牵强附会的,而将这一谋杀案同“右倾”反对派挂起钩来,更是捕风捉影.因此,在雅戈达内务部方面,力图限制这次审判的政治后果.他们把这一与党的干部根本不相干的“暴徒谋杀”,归结为一场普普通通的恐怖事件.在他们看来,审判举行了,案犯惩治了,代表一个不大的托——季集团的敌人已被揭露,事情就算完结,不能再让事态进一步扩大.但在“托——季反苏联合中心”案的审理过程中已在干扰内务部工作的叶若夫,却力图扩大被告 范围,对那些被怀疑抵制中央指令的党内干部和经济管理人员施行打击.斯大林在以雅戈达内务部为一方,以叶若夫为另一方的这场争执中,明确地站在后者一边.

恰在这期间,在1936年9月23日,克麦罗沃矿区连续发生爆炸.正在索契休养的斯大林和日丹诺夫,借机于9月25 日给莫斯科发回一封联名电报,电文说：“我们认为,任命叶若夫同志为内务部人民委员之职是绝对必要和紧急的事情.雅戈达明显不能胜任揭露托——季集团的任务.国家保卫局在这件事情上已经迟延了四年.”（注：〔苏〕《恢复名誉——30～50年代政治审判案》,第33页.）目前从现有档案中尚无法知道这个重大任免事项,经由政治局委员表决没有（注：俄罗斯现代史文献收藏使用中心档案馆,第17库,第63卷宗,第1123分卷, 第146～147页.）, 但由在莫斯科主持政治局日常工作的卡冈诺维奇立即形成文件,于9月30日完成,则是一清二楚的.

对叶若夫这一任命,进一步为“大清洗”提供了组织保证.此前,在政治局有重要份量的奥尔忠尼启泽,因和卡冈诺维奇保持着友谊关系,并在某种程度上同雅戈达的内务部有着某种默契,因而阻滞了大规模的清洗.但9月底对叶若夫的任命,打破了这种平衡.（注：〔英〕E.A.里斯：《斯大林主义与苏联的铁路运输（1928～1941）, 伦敦、 纽约1995年俄文版,第147、148、150、158、15

问题5：肃反运动的名词解释是什么[历史科目]

苏联肃反运动又称“大清洗”运动,始于1934年的“基洛夫事件”.苏联大肃反运动从1934年底开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结束,分前期、中期和后期.它的导火线是基洛夫被暗杀,而基洛夫被暗杀与1934年联共（布）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又有着内在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