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文公作《樊宗师墓铭》曰：“维古于辞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贼，后皆指前公相袭，从汉迄今用一律。”此极中今人之病。若宗师之文，则惩时人之失而又失之者也。作书须注，此自秦汉以前可耳;若今日作书而非注不可解，则是求简而得繁，两失之矣。子曰：“辞达而已矣。”辞主乎达，不论其繁与简也。繁简之论兴，而文亡矣。《史记》之繁处必胜于《汉书》之简处。《新唐书》之简也，不简于事而简于文，其所以病也。
“时子因陈子而以告孟子，陈子以时子之言告孟子”，此不须重见而意已明。
“齐人有一妻一妾而处室者，其良人出，则必餍酒肉而后反。其妻问所与饮食者，则尽富贵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则必餍酒肉而后反。问其与饮食者，尽富贵也，而未尝有显者来。吾将瞷良人之所之也。’”“有馈生鱼于郑子产，子产使校人①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②焉，少则洋洋③焉，悠然而逝。’子产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谓子产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
此必须重叠而情事乃尽，此孟子文章之妙。使入《新唐书》，于齐人则必曰：“其妻疑而瞷之”，于子产则必曰：“校人出而笑之”，两言而已矣。是故辞主乎达，不主乎简。
刘器之曰：“《新唐书》叙事好简略其辞，故其事多郁而不明，此作史之病也。”且文章岂有繁简邪?昔人之论谓如风行水上，自然成文;若不出于自然，而有意于繁简，则失之矣。当日《进〈新唐书〉表》云：“其事则增于前，其文则省于旧④。”《新唐书》所以不及古人者，其病正在此两句上。
注：①校人，管理池塘的小吏。 ②圉圉，受困无力。 ③洋洋，欢乐。 ④前，旧，均指《旧唐书》
译文：
韩愈作《樊宗师墓铭》写道：“古人写文章必定自己遣词造句，后来水平低写文章不能自己创作的人就去剽窃盗用他人的。后人总是向前人公开抄袭搬用，从汉朝到现在都是这样。”这很准确地说中了现在文人的毛病。至于宗师的文章，在劝诫制止当时人的过失时自己却也犯了过失。写作文章必须作注写清一些必要的内容，这情况在秦汉以前还是做得很好的;至于现在的人写作文章却没有作注以致读者无法理解，这样的话是因求简而得繁，两方面都有失误。孔子说：“言辞能够表达意思就可以了。”言辞，注重的在于表达意思，不必评说它是繁还是简。(如果)对言辞繁简的评说兴盛了，好文章也就消失了。《史记》中纷繁详细的描写必定胜过《汉书》简陋单薄的叙述。《新唐书》的简，不是史事上简，而是行文上简，这就是它出现弊病的原因。
“时子通过陈子把(齐王说的话)转告诉孟子，陈子也就把时子的话告诉了孟子。”(见《孟子?公孙丑下》)这里不需要重新写出齐王的话，可是意思已经很明确了。
“齐国一个人，在家里有一妻一妾。她们的丈夫出门，必定是喝足了酒、吃饱了肉之后才回家。他妻子问与他一道吃喝的是什么人，他说都是富裕高贵的人。他妻子告诉他的妾说： ‘丈夫出门，总是酒足饭饱后回来;问和他一道吃喝的人，他说全都是富裕高贵的人，但不曾有显达的人来我们家，我打算悄悄地查看他到什么地方去。’”“从前有人送活鱼给郑国的子产，子产派管理池塘的人把鱼养在池塘里。管池塘的人却把鱼烹煮了，回来向子产汇报说：‘刚放它时，死气沉沉的，过了一会，就欢乐起来，悠然地游往水深处而消逝了。’子产说：‘它得到了它应该去的地方，它得到了它应该去的地方。’管池塘的人出来后，对人说：‘谁说子产很聪明?我已经把鱼煮熟吃了，可他还说：“它得到了它应该去的地方，它得到了它应该去的地方!”’
这里必须把话重复才能把人的情态和事的细节完全地表现出来，这正是孟子文章的妙处所在。假使(把《孟子》的故事)写进(文字俭省的)《新唐书》，对“齐人”这个故事，必定(概括地)写成“他的妻子怀疑他，就悄悄地查看他”;对“子产”这个故事，必定(概括地)写成“小吏退出后嘲笑子产”。(只概括成)两句话罢了(言：话)。所以，言辞注重的在于表达清楚意思，注重的不在于简洁。
刘器之说：“《新唐书》叙述事情喜好言辞简略，所以它叙述的事情大多晦涩不明晰，这是写作史书的弊病。况且写作文章，哪里存在刻意去追求繁复或简洁的做法呢?古人在论述这个问题时，认为写文章，就如同风从水面上吹过，自然而然地形成波纹;如果不是自然地形成，而是有意地追求繁复或简洁，那么就会出现弊病了。当时(曾公亮)《进〈新唐书〉表》说：“《新唐书》所叙的事情比起《旧唐书》有所增加，而它的文字却比《旧唐书》简略。”《新唐书》比不上古人史书的原因，它的病根正在这两句话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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